近日，廣東廣州市、四川資陽市、云南曲靖等地，經營性公司起訴不交費車主事件，在網絡上掀起輿論波瀾，引發了公眾對于城市路邊停車收費的合理性的廣泛質疑。這一現象背后，反映出城市管理中，公共資源利用與民眾生活負擔之間的矛盾，值得深入探討。在探討城市道路停車收費問題時，我們不得不深思一個根本性的理念：政府應當如何平衡公共資源的利用與民眾生活的便捷？我國城市道路停車的初始已經難以溯源，一般認為，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率先試點道路停車收費，當時私家車尚未普及，收費僅為疏導交通。隨著汽車保有量爆發式增長，2010年后，全國超過200多個城市推行“劃線收費”，理由高度一致：“用價格杠桿提高車位周轉率”。

十年前的新華社記者調查：停車費大半沒有進入政府財政，但真的只是為了“提高車位周轉率”嗎？2004年11月，新華社記者在一篇追蹤北上廣津四地停車費的相關報道時，對此給出了否定性的結論，該報道明確指出：“車主繳納的停車費與政府財政所得之間存在巨大差額，至少有一半收上來的錢最終沒有進入政府的口袋。”而據記者調查統計，當時“北京、上海、廣州、天津四個城市汽車總量已超1200萬輛。汽車停靠在路邊政府劃定的車位上，車主每次動輒要付幾元、十幾元甚至數十元的停車費。”，“全廣州車主一年需付出停車費約10億元，僅有約３％的停車費最終收歸財政。”，“在天津城區經營約2.4萬個停車位的天津聯華停車公司，自2011年經營停車位以來，沒有向管理單位天津市國資委上繳過一分錢的利潤。”，天冿“聯華公司49％股份“姓私”，實際股東中不僅有大量自然人，還出現了港資公司。在廣州，作為取得合法經營權的兩家咪表公司之一，德生咪表公司復雜股權關系的背后，實際股東多為自然人。”，對于這些道路收費的去向，報道指出，“記者統計發現，各地政府直接收取的停車費，或向停車企業收取的經營權費用、占道費，大多以行政事業性收費，被列入政府非稅財政收入，但卻從未被單獨公示。”對于道路收費的合理性與合法性，新華社記者沒有給出自己的看法，但引用了參與申請信息公開的多位律師和車主的看法：“城市道路作為公共資源，對于臨時性停車，在已經收取過包含養護費的燃油稅后，卻又設置行政事業收費項目，有重復收費嫌疑。”，該報道最后指出：“截至發稿時，各地政府仍未對信息公開申請要求作出回應。”，道路停車費之爭的本質：公共資源究竟為誰而管？

十年前，各地政府對新華社記者，關于道路停車費信息公開的問題，不約而同采取了避而不談的態度。那么，在經歷了全民法治理念推廣的十年后，在全國民用汽車保有量暴增至35,268萬輛的今天，有那個地方政府公布了道路停車收費及使用情況的相關信息嗎？非常遺憾，經筆者網絡查詢，答案依然是沒有！只有重慶市政府明確表示自2025年7月1日起，將路內停車泊位的收入全額上繳財政，停車費的去向全公開。倘能按時實現，也算是開了個好頭。另外，因燒烤成名的網紅城市山東淄博，實行全市道路停車位全部免費的政策，并逐步推廣到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極大地緩解了停車難問題；河南省信陽市羅山縣公安交警大隊，多年來一直實行道路停車位免費政策，極受當地群眾擁護；重慶榮昌開放機關車位、路邊車位免費，有效促進了地方經濟的發展……這種摒棄傳統收費思維，轉向服務型治理，用公共服務置換出市場活力的新型城市公共資源管理模式，顯然更受市民群眾的歡迎。但這依然沒有能否闡明道路停車費的合理性與合法性問題。在當前的社會背景下，一個普遍存在的現象是，老百姓的生活壓力日益增大，而他們已經通過燃油稅等方式，為國家財政做出了貢獻。在此情境下，他們當然有理由發出質疑：城市道路作為公共資源，停車收費合理嗎？！筆者認為，從城市管理的角度來看，路邊停車收費初衷有其道理。一方面，通過價格杠桿能夠有效治理 “僵尸車” 長期霸占公共停車位的問題，提高車位的周轉率，讓有限的停車資源得到更高效的利用，緩解城市停車難的困境；另一方面，收取的費用若能合理用于城市交通設施建設與維護，也可形成公共資源的良性循環利用，改善城市交通環境。然而，在執行過程中，停車收費卻引發諸多爭議，民眾普遍反映，他們已向國家繳納了燃油稅，這其中包含了對道路使用的費用，在城市街道兩邊停車時，再收取費用屬于重復收費，加重了人民群眾的生活負擔。并且，城市街道兩邊的停車位屬于公共資源，不應被個別企業或單位占用并用于盈利，這種行為有違公共資源服務大眾的初衷，也讓民眾覺得自己的權益受到了侵犯。因此，公眾的憤怒指向的其實主要是道路停車費收費主體、收費方式及價格標準的不合理，是停車費使用及其公開透明度的不合理。既然是對公共資源的合理調配和利用，就不應該過度追求盈利，需要廣泛征求意見制定合理價格，而且要設定一個合理的最高額。四川省資陽車主因欠繳4,600元停車費，被起訴事件為什么會在網上掀起軒然大波，就是因為大伙兒都覺得不合理，太過份了——這是對公共資源的合理調配？還是在借公共資源剝削民眾獲取高額利潤？！

在筆者看來，這樣高額的收費背后，反映的已經不是公共資源的正常利用，而是對利益（包括個人利益及部門利益）的過度追求。這場爭議的本質，已經悄然轉變為公共資源究竟是姓“公”還是姓“商”的路線之爭！說到“公”“商”路徑之爭，有必要提一下澳門的停車收費管理，作為一個保留資本主義制度的特區，澳門的公共停車管理并不明晰，據說也是由私營運營商承包管理，收費標準通常是1元（澳門元約合1港幣）6分鐘，1小時約10元港幣，相比內地的一二線城市，這個金額并不算高，但實際管理非常繁瑣：停車超過1小時不繳費就貼條罰款80元，2小時不開走就鎖車，罰款500元；限時不離開就拖走，罰款1500元，更離譜的是，每個停車位每次停車不得超過兩小時，超過2小時必須離開原車位，另找車位停車，否則就貼條罰款。這種作法確實提高了“車位周轉率”，但2小時的嚴格限制，對市民和游客都相當不友好，大大提高了市民人力資源成本，也降低了游覽消費的欲望，不利于澳門旅游經濟的發展和小生意人經營。

另外，許多澳門居民都表示并不清楚澳門公共停車位收取費用的去向和用途，不知道究竟是納入政府財政？還是被運營商拿走了？希望特區政府相關管理部門，定期發布關于公共停車位收費的金額、用途等相關信息。畢竟，不管處于什么樣的制度下，公共停車位都屬于公共資源，應當由全體市民共有共享。筆者的看法：“政府應當放水養魚，而非竭澤而漁”，如果全部收入歸政府，則更不應該與民爭利，特區政府年有幾百億的財政收入，還同市民爭利太不應該了！如果是私營企業運營？那就要問問政府有關部門是為什么？我們從更深層次來看，政府在城市管理中應秉持 “放水養魚” 而非 “竭澤而漁” 的理念。在當前經濟形勢下，老百姓的生活面臨著諸多壓力，停車收費雖看似金額不大，但日積月累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尤其是對于低收入群體影響更大。如果城市管理單純以增加財政收入為目的，過度依賴停車收費，可能會引發民眾的不滿情緒，嚴重影響政府公信力。為解決這一矛盾，筆者建議政府及相關部門需要綜合考量各方利益。首先，應重新審視停車收費政策的合理性、合法性和必要性，對于已收取的停車費用，是怎么分配的？錢都去哪里了？有沒有利益相互輸送情況？要確保公開透明，接受公眾監督，讓民眾清楚知曉費用去向。其次，探索多元化的城市停車管理模式，比如鼓勵社會資本參與停車場建設，增加停車供給，而不是僅僅依靠路邊停車收費。此外，還可以通過優化交通規劃、發展公共交通等方式，減少市民對私家車的依賴，從根本上緩解停車壓力。在這一點上，山東淄博、重慶榮昌、河南信陽市羅山縣等地政府的做法可以借鑒。他們通過免費停車延長游客停留時間，服務市民需求，催生“路邊停車消費”模式，推動地方經濟發展，形成“免費停車-消費延長-稅收增長”閉環。

城市路邊停車收費問題，不僅僅是簡單的費用收取與繳納的糾紛，更是關乎公共資源合理分配、民生福祉的保障，以及城市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議題，政府及相關部門需平衡好城市管理與民生需求之間的關系，找到既能保障城市有序運行，又能減輕民眾負擔的平衡點，能不收費，就不收，只有這樣，才能讓城市發展成果真正惠及廣大民眾。

來源：澳法園地

作者：本報時政評論員周新政許曉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