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曾刊發孫立平的文章《腐敗使我們失去了什么？》一文，充滿了強烈的情緒和感慨。中國社區發展的道路實際上是在兩條選擇之間搖擺：一條是通過理性的物業管理夯實社區的物質基礎，為民主和現代化的社區創造條件；而另一條則是重演中國兩千年來的官僚體制，將社區變成像吸盤一樣的掠奪機構。在這個選擇中，腐敗——利用公共權力和公共利益謀取私利的行為扮演著重要角色。

從開發商的角度來看，他們作為資源控制型的體制設計，要成功地開發和交付樓盤，通過前期物業管理保持社區資源的絕對優先權是必要條件。我們同意這種優先權，因為在房屋未交付給小業主之前，開發商是最大的業主，他們的權益應該受到尊重。然而，當這種優先權不是通過合同而是通過政治任命產生時，開發商與物業公司之間缺乏明確的責權利機制，這就導致社區資源被少數人壟斷。在社區事務上，開發商像家長一樣說一不二，而物業公司則像馬首是瞻的奴才。這種政治體制催生了資源和信息的縱向流動，阻礙了橫向流動。開發商和某些業主之間的關系更像是一種“朋黨”關系，業主要解決物業管理上的問題，例如維修、質量問題、裝修違章等，找物業人員往往得不到結果，而找開發商的老板卻能輕松解決。因此，物業管理往往成為一種附屬品。

另外，一些開發商在提高現代化程度之后，意識到物業管理的附加值作用，即“好的物業管理能夠提升房價，促進銷售”。因此，他們大手筆聘請“洋顧問”，在物業管理上投入巨資，人員配置豪華，物業管理的投入和收入嚴重不匹配，只是表面文章。實際上，這是個人意志滲透下的物業管理績效評估，成為腐敗的根源。在房屋售罄之日，物業管理常常變成一種裝飾品，斷炊之時。這種表面文章和虛偽，讓物業管理失去了本質的意義。

而在物業管理方面，腐敗的中心內容在于社區財政供給能力的欠缺及其所產生的體制性腐敗。近年來，全國各城市的物價部門對物業管理收費進行了清理，但在一些城市中，物業管理者微薄的工資與社區公共財產相映成趣，一些從業者從他們控制和服務的對象（物業本身）上獲取收入，而不是真正關注物業管理的責任。通過“包干制”推行所產生的社區盈余常常并不是留給業主，而是為物業管理高管所占有。這樣的社區行政體系充滿了古已有之的人身依附關系、庇護關系和父權關系模式，無法培育現代的職業性和層級性。

誠然，有的開發商確實需要專業的物業管理，但當他們放權并展現民主勇氣時，一些物業公司卻蜂擁而至進行低價競爭，暗箱操作不乏其例，他們不考慮作為物業管理應肩負的責任，只在更低層次上進行管理和服務。這種社區腐敗所刺激出來的潛規則使一些有關物業管理的問題發生異化。部分中介、媒體、物業管理承包商在立場上模棱兩可，攪混水，而不是明確站在哪一邊。

最近在某個小區，物業管理費定價為每月1.6元/平方，這個定價與小區檔次相匹配，體現了開發商對物業的長遠思路和負責任的做法。而有一家當地媒體，因為開發商未選擇其打廣告，便開始進行持續地“曝光”物業費超標，殊不知這樣的管理費定價，方能最低限度地與小區檔次相匹配，正好體現了開發商對物業長遠的思路，是負責任的做法。

在美國歷史上，存在著一個被稱為“麥卡錫時代”的特殊時期，它代表著一股近乎歇斯底里的迫害浪潮，人們出于對某種事物的恐懼而毫不猶豫地傷害他人，這成為那個時代的特征。中國的文革也有類似的癥候。今天許多社區蔓延著所謂的“維權戰爭”，一旦物業管理和物業管理費被卷入其中，也或多或少帶有這種色彩。

在過去幾年，房地產行業一直充滿著陽光和繁榮，開發商和業主習慣于從房價上漲的浪潮中獲益。然而，當環境發生變化時，大家仍然堅持著以前富裕的習慣，只能相互之間造成傷害。開發商提高房價的同時，物業管理費也不斷上漲，業主們的需求變得更為迫切和直接。這在政治上引發了參與的狂熱，經濟上則導致了通貨膨脹。

清廉的物業管理者，就像上世紀五十年代的馬歇爾一樣，物業管理本應成為超越社區政治爭斗的象征。然而，在無情的權力斗爭中，任何一個無可挑剔的人都對他們構成威脅。如果他們不站在那些權力之人一邊，就有可能成為他們反對的一方。因此，他們需要先發制人，徹底損害他們的聲譽，以使他們今后發表的任何意見都無人相信。

因此，那些表面上“和諧社區”的地方可能只是人們將社區腐敗視為一種生活方式的產物。在這些地方，人們維持著一種關于價值觀和房價的虛假繁榮，但實際上卻沒有真正的和諧。相反，那些聲名不佳的物業管理，比如近年來在北京發生的眾多事件，恰恰是引起爭議的、充滿生命力的新鮮事物。這些事件引起了人們的關注，揭示了社區中的問題，推動了社會對物業管理的討論和改進。
 
來源于業委八卦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