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于某向張某轉賬270萬元。2018年1月6日，于某與張某簽訂借款合同，約定張某向于某借款300萬元，月利率3%。張某向于某出具收據。于某稱該借款合同系對2014年9月那筆借款的確認。

 

2018年9月，因張某未還款，于某起訴至法院，請求判令：1.張某向其償還借款300萬元；2.張某按3%的月利率向其支付利息。2019年5月，一審法院判決認為，張某向于某借款事實清楚，雙方存在民間借貸關系。雙方雖約定借款本金為300萬元，但30萬元作為利息已預先在本金中扣除，故依法應認定借款本金為270萬元。張某雖被王某（本案證人。因欠王某錢款，張某曾于2018年1月9日至11日被王某非法拘禁）非法拘禁，但未有證據顯示張某向于某出具借款合同并非其真實意思表示，故張某應償還借款。關于利息，因雙方約定的利率高于法律規定的利率，故借款利息應按照年利率24%計算。綜上，一審法院作出如下判決：1.張某償還于某借款本金270萬元；2.張某以270萬元為基數，按照年利率24%支付于某利息。張某不服，申請再審后，法院于2020年6月駁回其再審申請。

 

2021年4月，張某以有刑事判決書認定“于某構成非法拘禁罪”的“新證據”為由，向A區檢察院申請監督，主張案涉借款合同系其被于某非法拘禁期間所簽，應認定為無效，于某構成“套路貸”。A區檢察院經審查發現，2020年7月，于某因涉嫌非法拘禁張某被逮捕并被提起公訴。同年10月，B區法院作出刑事判決，內容為：2018年1月6日至9日，于某為索要債務，將張某拘禁在B區某酒店，剝奪張某人身自由。判決于某犯非法拘禁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B區檢察院詢問筆錄記載：于某等人在非法拘禁張某期間，讓張某簽訂了3張欠條，金額分別為300萬元、200萬元、50萬元。

 

2021年7月，A區檢察院以“有新的證據（刑事判決）足以推翻原判決”為由，提請市檢察分院抗訴。

 

對于新出現的“于某構成非法拘禁罪”刑事判決，是否屬于民事訴訟法（2017年修正）第二百條第一項所規定的足以推翻原民事判決的新的證據，以及該證據的證明力問題，存在兩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新出現的刑事判決足以認定案涉借款合同、收款確認書，是張某在被于某非法拘禁期間所簽，故借款合同等并非張某的真實意思表示，應認定無效。張某、于某不存在民間借貸法律關系。一審法院判決存在錯誤，檢察機關應予以抗訴。

 

第二種觀點認為，新出現的刑事判決雖然能夠認定案涉借款合同等是張某在被于某非法拘禁期間所簽，但該刑事判決書僅認定于某存在以非法方式索債的情形。于某提供的曾向張某轉賬270萬元的證據，能夠證實二者之間存在民間借貸事實。判斷該刑事判決是否屬于足以推翻原民事判決的新的證據，張某應否償還于某借款，應綜合借款事實是否存在、借款形成時間、于某是否曾向張某索要債務并形成新借款合同等情況進行認定。

 

筆者贊同第二種觀點。具體理由如下：

 

在刑民交叉民間借貸糾紛案件中，當刑事判決認定一方或雙方當事人構成犯罪時，該刑事判決是否影響在其作出之前已經生效的民事判決，或者說能否作為新的證據推翻原民事判決，應結合該刑事判決書的內容、借貸一方或雙方構成的罪名以及該罪名是否對民間借貸法律行為的效力產生影響等情況來綜合認定，不宜僅以刑事判決形成在后，或者借貸一方或者雙方構成犯罪，即否認原民事判決的效力。

 

本案中，新出現的刑事判決雖然能夠認定案涉借款合同等是張某在被于某非法拘禁期間所簽，但第一，經細致分析該判決書內容可知，于某非法拘禁張某的原因系“為索要債務……剝奪被害人張某人身自由”。根據我國刑法規定，非法拘禁罪系對被害人人身自由和權利進行限制的侵犯“人身權”的犯罪，而非“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侵害被害人財產的諸如搶劫、敲詐勒索等財產型犯罪。非法拘禁罪在性質上與以非法拘禁的方式實施的侵害被害人財產的財產型犯罪截然不同。本案中，新出現的刑事判決僅認定于某構成侵犯人身權利的非法拘禁罪，而未認定于某屬于以非法拘禁的方式侵害被害人財產的財產型犯罪，證明該刑事判決并不否認張某欠于某錢款的事實。結合于某提供的轉賬給張某270萬元的事實，可以認定二者確實存在民間借貸法律關系；第二，經檢察機關進一步調查核實，該刑事案件偵查期間，張某在公安局某派出所接受詢問時曾明確表示，其“欠于某550萬元，（所以）給他打了欠條”；第三，檢察監督期間，于某亦向檢察機關提交了“新證據”，即在其非法拘禁張某之前的兩個月，張某曾與其簽訂過一份內容為“張某向于某借款人民幣300萬元，張某保證2018年11月之前把借款全部還清”的借款合同。經檢察機關詢問張某，張某對該借款合同的內容和真實性予以認可。綜上，可以認定張某、于某之間的民間借貸法律關系真實存在，且并未超過訴訟時效。該刑事判決書雖屬于在民事生效判決之后形成的“新證據”，但并不足以推翻原民事判決，故檢察機關不應予以抗訴。

 

要準確區分刑民交叉民間借貸糾紛中民間借貸法律行為與“套路貸”犯罪行為之間的區別，正確認定民間借貸行為的性質。根據最高法《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以及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司法部《關于辦理“套路貸”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規定，民間借貸法律行為與“套路貸”之間有著明顯的區別：民間借貸法律行為，是平等主體之間進行資金融通的行為。民間借貸出借人的目的是按照協議約定的內容，到期收回本金并獲取利息，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也不會在簽訂、履行借貸協議過程中實施虛增借貸金額、制造虛假給付痕跡、惡意制造違約、肆意認定違約、毀匿還款證據等行為。而“套路貸”則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假借民間借貸之名，誘使或迫使被害人簽訂“借貸”或變相“借貸”“抵押”“擔保”等相關協議，通過虛增借貸金額、惡意制造違約、肆意認定違約、毀匿還款證據等方式形成虛假債權債務關系，并借助訴訟、仲裁、公證或者采用暴力、威脅以及其他手段非法占有被害人財物的相關違法犯罪活動。“套路貸”屬于刑法重點打擊的財產型犯罪行為。

 

本案中，于某雖然存在非法拘禁張某的行為，構成非法拘禁罪，但其非法拘禁行為系因使用非法方式討要合法的民間借貸引發，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也未使用“套路”與借款人形成虛假的債權債務關系，不應被視為“套路貸”。張某僅以于某用非法拘禁的方式向其討債構成非法拘禁罪為由，主張于某索要借款本身不具有合法性，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故張某的主張不應予以支持。

 

處理結果：對于A區檢察院的提請抗訴意見，市檢察分院經調閱刑事訴訟卷宗并分析刑事判決書內容、向雙方當事人調查核實案件情況并審查雙方當事人提交的新證據，依法準確認定民間借貸法律行為的性質與效力，判斷出該刑事判決書作為“新的證據”并不足以推翻原民事判決。市檢察分院遂依法作出不支持監督申請決定。該案審結后，承辦檢察官依法向雙方當事人釋法說理并組織協調還款事宜，雙方當事人對檢察機關的決定均表示認同。

 

（正義網   作者單位：天津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