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 | “中國刑法學研究會”公眾號


時間：2023年10月20日上午

地點：北京友誼賓館聚英廳

主持人：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時延安

與談人：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二庭庭長  王曉東

最高人民檢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  高景峰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   黎 宏

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院長、教授  劉艷紅

時延安：有關涉案企業合規改革是過去三年由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共同推動的一個重要的司法改革。目前來講，有關合規方面的改革它的輻射面已經涉及很多其他領域，應該說它不僅是一個重要的司法改革，現在已經慢慢成為整個法治方面的改革。今天我們請到四位專家、教授，都是這個領域在全國有影響力的教授，以及親自參與這場改革的專家。

首先，有請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的庭長王曉東發言。

王曉東：實際上，涉案企業合規改革首先是檢察機關發動起來的，大家很關注的就是人民法院在涉案企業合規的地位，以及人民法院如何參加涉案企業合規，我簡單的介紹我們總體的思路。

在審判環節，人民法院參加涉案企業合規有其重要性和必要性。必要性不言而喻，因為檢察機關在提到改革的初衷的時候就提到了，我主要講總結得出的人民法院參加涉案企業合規改革的重要性，重要性有三個方面，分別是政治邏輯、法律邏輯和實踐邏輯。

就政治邏輯而言，第一，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提出，從現在起我們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建設社會主義強國，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國家。在這個過程中，人民法院除了自己的審判職責以外，審判案件制定司法解釋，同時還要積極發揮能動作用。涉案企業合規改革是一個重要的內容，也是我們應盡的責任和義務，這是責無旁貸的。人民法院必須積極參加到涉案企業合規改革。

第二，落實總書記關于對企業平等保護的重要精神的批示，人民法院要充分發揮職能，營造好的營商環境，促進民營經濟的健康發展，把二十大精神落到實處，這是我們的目標。

第三，張軍院長曾經多次在會上提出過要完整、準確貫徹新發展理念，加強黨和國家重大決策的學習和理解。我想涉案企業合規改革正是這個切入點和結合點。

法律邏輯包括三個方面：刑事法律邏輯、民事法律邏輯和行政法律邏輯。

一是刑事法律邏輯。刑罰的目的就是教育和懲罰并重，要教育和感化，將被侵害的社會秩序恢復。但是，我們目前刑法所規定的刑種，無論從管制，到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到死刑，都是針對自然人的刑種。那么，對自然人判處刑罰以后是有教育挽救的作用的，但是單位沒有，只有一個附加刑罰金，這一刑種實際上只懲罰，沒有保護作用。從刑罰的宗旨來看，上述這些刑種，除了死刑以外，對自然人無論判處哪種刑罰，最終都在于復歸社會。但是，對單位犯罪只有罰金，如果沒有企業合規改革等于直接判處了死刑。

二是民事法律邏輯。民事法律的主體無論是自然人還是法人，都有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法人的變更撤銷都要依法有據，對自然人來說，即使被判處了刑罰，其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仍然存在，但是單位一旦判處刑罰，這兩種能力自然消失，也相當于判處了極刑。所以，目前來說單位的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是缺乏保障的。

三是行政法的邏輯。二十大報告重申了十九大報告的內容，就是我們要實行全面依法治國的戰略。依法治國是國家治理的一場深刻革命，我們要履行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和全面守法，但是如何落到實處？現在從行政執法到司法上，正向銜接是非常順暢的，但如果司法機關認為這個行政犯不構成犯罪，如何逆向銜接？實際上在2021年《行政處罰法》就明確作出了規定，實踐中我們缺乏一個具體的步驟來執行，需要企業合規改革來逆向銜接。

就實踐邏輯而言，企業合規改革是對平等保護重要精神的落實。我們知道《刑法修正案（十一）》提出平等保護，我不再贅述。更重要的方面是我們和最高檢已經起草了《關于貪污賄賂的司法解釋（二）》，其中有平等保護的內容，同時也在牽頭起草關于非國家工作人員的司法解釋，而且和《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的類型基本一致。我想這些都是企業合規的一個重要的實踐邏輯。

最后，我認為企業合規也是人民法院做好訴源治理和綜合治理的重要抓手。

時延安：謝謝王庭長，下面有請最高人民檢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高景峰主任發言。

高景峰：非常榮幸有機會給刑法領域的各個專家學者匯報涉案企業合規改革的問題。

涉案企業合規改革是由最高檢主導，從2020年3月份，到今年的7月19號，應當說迎來了一個非常重大的轉折點。在今年的7月19號之前，是由檢察機關主導的涉案企業合規改革。最早是2020年3月份第一批，在全國選擇了6個基層院來開展試點，當時還是叫做企業合規不起訴改革。



從2021年3月到2022年4月，在全國選擇了300多家基層院進行第二批改革。到了今年7月份，這項改革就迎來了一個非常重大的轉折點，黨中央、國務院專門下發了《關于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在這個《意見》里邊，明確對深化涉案企業合規改革，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守法合規經營，以黨中央、國務院的名義作出了專門的部署。

這實際上也就是說，關于涉案企業合規改革從今年的7月14號黨中央、國務院通過，到7月19號公布，這項改革已經由檢察機關主導的改革變成了黨中央、國務院的一項重要部署。這足以說明這項改革的重要意義之所在。這是我想給各位匯報的第一個方面的問題。

第二個方面的問題，簡要的給各位匯報一下現在我們改革的歷程。實際上剛才我已經提到了，在前期檢察機關已經經歷了3批試點，第一批選擇了6個基層院，第二批選擇了380多個檢察院進行試點，第三批等于全國檢察機關全面推開這項試點，一直到今年7月15號黨中央、國務院這項《意見》發布之后，就變成了全黨，全國與企業合規有關的部門的共同的任務，而且是我們必須要研究、完成和落實的一項任務。這是一個重大的轉折點。也就是說，下一步這項改革不再僅僅是檢察機關要推動的問題，而是檢察機關和相關各個部門一起共同落實的問題。這是我想簡要匯報的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是關于涉案企業合規改革中的幾個重要問題?？偟膩碚f，我們涉案企業合規改革現在已經從“要不要改革”轉變為“必須改”，而且要做好、做實、做優這項改革。前期的改革客觀地說，我們主要還是從刑事訴訟程序上，通過比如捕與不捕，訴與不訴，訴之后，是否提出從輕從寬的量刑建議。但是，實際上這項改革絕不僅僅是在刑事程序領域所能解決的問題，在刑事實體方面同樣也存在著相關的問題。比如說，單位責任的認定問題，在雙罰制背景下，如何來依法處理好單位責任和主管人員、直接責任人員的責任的問題，兩者是否能夠分離，分離之后和刑法現行的單位責任認定和處理方式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特別是我們國家現在的法律規定，例如，對單位犯罪的罰金刑：

第一，罰金刑的適用面相對來說比較窄，《刑法》中483個罪名里邊約50%是有罰金刑的。同樣在第三章經濟犯罪，破壞社會主義經濟犯罪領域中，罰金刑也占50%。對單位犯罪的罰金刑適用面相對較窄。

第二，對單位犯罪來說罰金刑的力度太小，截至目前我們所能了解到的，我國判處罰金的最高數額是對葛蘭素史克判處了30億人民幣。這在當時是有一定背景的，當時根據《刑法》規定，罰金適用的比例有嚴格限制。但是最近幾年，行政處罰力度最高的阿里巴巴在2021年3月份被罰182億人民幣，螞蟻集團今年將近72億人民幣。對這種行政處罰和刑事罰金的這種倒掛實際上對促進企業合規形成一種什么樣的作用？我想在座的各位專家都很清楚了。還有實際上關于企業，關于單位犯罪，重要的是行政處罰中有一個資格罰，取消相應的特許經營資格。但是，在刑法領域沒有這樣的刑罰。對一個企業，對一個單位來說，如果取消了特許經營的資格，有時候比判處相應的罰金對企業的警示和教育作用要大得多。

但是，現在我們國家刑法領域缺少這樣的刑罰，反而在行政處罰領域有相應的資格罰。將來我們在完善相應的法律制度里面是不是也要把行政處罰中的資格罰加入到刑法的相關規定中。包括罰金刑的幅度，對單位處罰的種類。這涉及到單位犯罪也是影響和促進涉案企業合規改革里邊的重要一點。當然還有關于單位犯罪處罰問題，對直接責任人員的處罰和對單位的處罰的關系的問題，也是直接涉及黨中央、國務院所部署的涉案企業合規改革的一個重要問題。

這些問題告訴我們，涉案企業合規改革絕不僅僅是程序法的問題，在我們刑事實體法上同樣要給予必要的回應，而且要及時回應和刑事訴訟法做出同步，比如同步研究論證，包括同步向有關的立法部門提出修法建議，這都是特別值得研究的問題。

時延安：謝謝高主任。下面有請黎宏老師發言。我覺得也可以回應一下之前高主任有關刑法修改和刑事訴訟法修改配套的問題。我非常贊成高主任說的那句話，其實對這項改革而言，前提問題、基礎問題是在刑法上，我希望兩位刑法學教授重點談談這個話題，有請黎宏老師。

黎 宏：我自己也做了這些方面的研究，這幾年我觀察下來，企業合規和單位犯罪大概有這樣幾個特點：

第一，企業合規的動力和時機。我們現在講的是事后合規，也就是涉案企業合規。涉案意味著企業已經犯罪了。所以，事后再對它進行合規，合規以后給它一個優惠，從寬處理?，F在我通過在浙江，還有其他一些地方的調研發現，實際上他們做得比較好的地方已經逐漸的從事后合規向事前合規轉變，從“要我合規”向“我要合規”的方向轉變。也就是通過對一些涉案企業合規，從寬處理之后，很多企業嘗到了甜頭，一方面通過企業合規可以改進企業的內部治理，另一方面一旦企業真的有什么事情，做了合規還有一個從寬處理的理由。所以，從這些方面來講，政府也很支持，因為這樣的話，從政府外部的強制管理到企業內部的自我管理，也減輕了政府的壓力?？傮w而言，促進了當地的企業營商環境。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企業合規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第二，合規的內容。從一般性的、普遍性的合規向行業合規轉變。從我們自己所看到的一些地方的發展情況來看，例如制藥企業的合規、互聯網企業的合規、食品行業的合規，甚至包括餐飲企業的合規，制造業、物流業就不用說了，也就是普遍性的合規正逐漸向精細化的方向發展。

第三，企業合規的內容、規模。我們國家從2016年中興事件出現之后，對于央企一直到外國投資的這些企業國家專門有文件要求他們必須合規。主要局限于大型企業、國有企業。但是現在民營企業也開始進行合規，特別是一些中小企業。

第四，合規的強制性手段。實際上從我們調研的情況來看，已經有多元化的手段在鼓勵企業進行合規。我們看到一些做得比較好的地方的鼓勵企業合規的方式，比如說，首先如果這個企業做了合規，一旦犯罪可以從寬處理，還有特別是民營企業在融資上給予優惠。大家知道很多涉案企業之所以涉案，就是因為在金融上有一些不合理的區別對待，中小企業、民營企業融資非常困難。所以，在這一方面往往會容易涉案。如果合規，我覺得企業是可以放心的，錢可以順利的貸給你。其次就是招投標，如果有做得比較好的合規企業在招投標上給予優惠，它的競爭力強，內部管理好。最后，還有一些行業的參與，有些行業參與我們國家是準入制度，如果企業有合規，在準入的時候可以優先考慮。所以，由最高人民檢察院發起推動的這個合規政策已經可以說是深入人心，每個領域，或者每個行業都已經接受，而且很多方面通過多元化的手段來鼓勵進行合規。

第五，正像高景峰主任所說，合規不僅僅是訴訟法學者的問題，更主要的可能還是我們刑法學者的問題，對此我深有同感。總體上來講，訴訟法，特別是刑事訴訟法的學者比我們活躍。所以，那天大會秘書處一再強調，上午這個單元一定要增設這個環節，就是呼吁在座諸位關心單位犯罪和企業合規。特別這里面涉及到實體法的問題，比如說，眼下面臨的問題是，涉案企業合規作為刑事立法的內容應當加在什么地方？

一個核心的問題，涉案企業合規到底是影響定罪，還是影響處罰？也就是有涉案企業的合規，有比較好的合規，而且妥當的落實，到底是不是可以入罪，或者像美國一樣僅僅是影響處罰。再好的企業合規，只要企業營業活動過程當中出現了犯罪行為，一定要構成犯罪，只是處罰上要從寬，這是美國，包括意大利都是這樣做的。所以，我們中國學者可能面臨的問題是，到底是放在《刑法》第31條規定，還是放在《刑法》第30條的規定。

企業合規涉及到深層次的實體法基礎是單位犯罪問題，單位犯罪在我們國家主要是故意犯，而故意犯如果嚴格追究起來實際上就是個人犯罪。單位領導決定，單位集體決定就是個人犯罪，追究個人就可以了，為什么還要處罰單位？反過來，單位合規之后，為什么可以不處罰單位，只處罰其中的個人？這是我們要考慮的問題。

另外在國外流行一個觀念，企業合規之后，放過企業，不放過企業家。對此可能司法機關有不同意見，特別是高主任可能有不同看法。但是，上次我參加最高人民法院張軍院長主持的第31次案例大講堂的時候，張軍院長提了一個新的觀念，他說國有企業犯罪的時候，放過企業不放過企業家，那都是國家工作人員，坐牢之后再換一個。但是民營企業不行，民營企業家一倒下，這個企業可能就完蛋了。

所以，我們現在刑法、訴訟法的學者可能面臨一個重要問題，民營企業的合規怎么做，而且怎么樣講出道理來，讓人覺得法律是公平的，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在企業合規的問題上也能夠體現出來。

時延安：謝謝黎老師，這個問題也是未來需要進一步理論創新的部分。關于單位犯罪部分來講，我們可能更多要靠發揮我們自己的聰明才智，從中國實踐角度進行拓展。下面請劉艷紅老師發言。

劉艷紅：謝謝主持人，說到合規改革，我的研究是認真的，我的態度是鮮明的，但是我的感情其實是復雜的。研究是認真的，是因為剛才王曉東庭長、高主任提到，實際上實體法學者要做更多工作，所以我做了很多研究。我的立場也非常鮮明，支持合規改革，但是我的感情比較復雜。因為我也發現了合規改革中的一系列問題，前期三年都是由最高檢來主導，同時有大量的典型案例。很多學者都說，比如在刑法學界的大咖，為什么陳老師、張老師沒有深入對合規進行研究？以他們的研究能力，那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其實我們也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我們看了前面所有的典型案例，分析了這些大量合規改革的一些做法，我們就發現對合規的很多質疑其實主要還是在刑事實體法上欠缺一些正當化根據，一些立法的規定?，F實中的改革，要么理論先導，要么立法先導，要么實踐先導。毫無疑問，合規改革就屬于第三種。我之所以明確支持是因為，對這種改革有一定的容錯機制，不要說一個改革一出來就一棍子打死，有沒有想過為什么合規改革沒有很快就銷聲匿跡，而一直以頑強的生命力冒著學者的批判，各種質疑而走下去？其中有一個重要的法治精神。

雖然有很多學者提出合規違背了罪刑法定，貌似維護了平等原則，實際上是對平等原則的最大破壞等等質疑。它之所以能走下去，穿透這些批判，原因在于因為這個改革它是有利于被告人，尤其對于急需保護的民營企業。對于被告人的出罪我們有時候經常說法網恢恢疏而不漏，但是我們更希望寧可錯放一千，不要錯殺一個，錯放的可以抓回，但是錯殺了的就再也回天乏力。我想正是因為這樣深厚的法治根基，支撐著這項改革走到今天。

但是，改革實踐先導還是要有理論護航。沒有理論鼓與呼，我覺得改革也走不遠。通過實踐和理論一起發力，雙向奔赴，最后在全國人大的推動下，把它上升到刑法、刑訴法，作為一個司法的改革經驗在立法中確認，我想這才是我們最終最想看到的成果。

根據我對未來的一個預判，合規改革肯定會持續地走下去。在今年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了《關于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也明確提出，要深化涉案企業合規改革，進一步推動民營企業合規經營。事實上從前期的檢察主導上升為現在的中央主導，前期這是一項法治事業，上升為現在的一個政治任務，前期這只是一個司法改革，現在上升為全面改革。

在這樣大好的形勢之下，我想作為法學學者，尤其實體法學者還是要恪守一個基本的初心，這個初心就是罪刑法定。剛才賈宇會長說，首先要給學生把構成要件教明白了，很多人在上課的時候學生也非常的尖銳，就會問哪一條規定合規可以出罪，哪一條規定單位可以免責，事實上所有的教材都沒有辦法把合規放進去。

還有對整個司法體制也有沖擊。前期三年大家看得特別多，其實也有贊成的，也有批判的。批判的人就會認為，前期三年檢察權是在無限的擴大，很多案子都到不了法院，直接在檢察機關這里，就不起訴了。王曉東庭長公布了一個數據，截至8月22號，法院一共才辦了508個相關案件，這比檢察院的進度要慢得多。這說明檢察院的檢察權，法院的審判權也需要銜接，法院對合規其實是比較陌生的，相互之間怎么協作，還在探索。

還有如果一個案子做了合規，行政機關、執法機關能不能再對它進行行政處罰？是檢察機關在進行合規考察的時候就決定，還是會同行政機關進行行刑銜接，這里面引發了一系列的關于檢察權、審查權、行政機關的執法權三權的一個銜接問題，而這些問題實際上比我們實體法學者討論它的正當性根據更重要。

所以，我們發現合規改革是一個試金石，對我們刑事實體法理論的解釋力，對我們刑事程序法的適用力，以及對整個司法機關三家的協同的溝通的能力都是巨大的考驗。我想法治根基我們必須要捍衛。除了刑法、刑訴法學者的鼓與呼，我想最終只有在《刑法》中修改單位犯罪，確定合規寬緩事由，甚至出罪事由之后，取得了法定化地位，合規才能夠體體面面的進一步深入推進。

問答環節

時延安：謝謝劉老師。我代表各位老師，作為聽眾給每位發言人各提1個問題。

問題1——致王曉東庭長

法院如果構建一個合規的模式或者機制，基本思路是什么？

問題2——致高景峰主任

對于和行政處罰銜接的問題，實際上涉及到兩種不同權力的協調，而且如果要影響行政處罰，是否要對行政上的法律法規進行修改？

問題3——致黎宏教授

如果《刑法》修改，合規究竟是一個出罪事由，還是一個從寬事由？

問題4——致劉艷紅教授

全流程到底指什么樣的流程，哪個流程能做，哪個流程不能做？比如對公安來講，偵查階段能不能做合規？

回答1——王曉東庭長

第一，人民法院參加的企業合規和剛才在座的四位談的問題實際上有相當大的差距。我們開展的涉案企業的合規不僅是在刑事，而且在民商事行政執法全方位的開展涉案企業合規改革?，F在我們在執行領域，有講上市公司合規改革走上了正軌，這種執行階段還包括公證機關，以及仲裁機關所做出的具有強制執行力的債權文書的涉案企業合規，還包括執行的第三方，不僅包括國有企業，民營企業，還包括涉案企業和涉案相關的企業都要開展涉案合規的改革，并不僅僅是我們在案的被告人。

第二，對企業合規改革，就單位犯罪要有明確的界定，自然人為了犯罪而成立單位是不能進行企業合規改革的，具有黑社會性質的組織及其自然人，設立的灰色性質的單位為掩護而從事非法活動的單位也不屬于涉案企業合規改革的范圍，有的企業經常打政策擦邊球，多次處罰，屢改屢犯這些都不能參加企業合規。還有，一方面，就國有企業涉案企業合規改革的原則是明確的，對單位從輕，對自然人從嚴懲處。另一方面，對民營企業的涉案合規改革，自然人的犯罪和單位犯罪要嚴格區分，只有單位犯罪才能進行合規整改，對單位的法定代表人及實際控制人的處罰一般不與單位合規整改掛鉤。只有在一些特定的情況下對合規整改才能成為對上述人員犯罪的量刑情節，如企業是關涉國計民生的、解決大量人員就業的、為國家上交大量稅收的，更重要的是這類企業具有發展前途，具有發展前途，為國家民族帶來發展利益的。否則，對于游走于法律邊緣、屢改屢犯、打擦邊球、以偷稅漏的為牟利手段的，是不能參加涉案企業合規的，按照經濟發展規律，大浪淘沙，該淘汰的就淘汰掉。

第三，在整體思路上不僅僅是一個刑事訴訟程序，我們把它鑲嵌到三大訴訟法之間，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比如，在刑事訴訟中建立如同認罪認罰的程序規則。在《刑法》中，期望將來修改法律，在主刑里設立相應的刑種，如責令涉案企業接受合規整改，限期3個月或幾個月，否則注銷等。

我基本說這么多，如果還有其他問題我再補充，謝謝！

回答2——高景峰主任

實際上這個問題，就是刑事合規與行政合規，包括企業合規三者之間的關系問題。我想把它概括為三句話：第一，以刑事合規來推動行政合規。第二，以行政合規彌補刑事合規之不足。第三，以刑事合規、行政合規形成合力共同推動企業合規。

第一句話就是以刑事合規來推動行政合規。我提到這個觀點的時候也許我們在座的很多專家會提出質疑，因為我們知道在我國，行政合規推行的早，在2006年就開始。但是，我們各位真正了解合規，尤其是我們刑事領域，我們的刑法年會把合規作為一個重要問題來研究的時候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當然隨著涉案企業合規的逐步深入，這個案還包括民事、行政、執行各個方面。但是，在前期試點的過程當中主要是圍繞刑事進行的。

刑法是這類行為的最低限。企業合規提倡那么多年，我們從2006年開始提倡合規，行政主管機關就開始推動合規，但是我們在座的各位有幾個了解合規，知道合規，開始研究合規，關注合規的有多少？肯定會有。但是，說老實話我是從刑事合規才開始的，從涉案企業合規才開始的。這足以說明刑事合規、刑事責任對企業，對企業責任人的約束作用。反過來說，如果刑法是人類行為的最低限，企業、直接責任人員連最低限都守不住，還用提到行政合規嗎？所以，要以刑事合規來推動行政合規。

第二句話是以行政合規來彌補刑事合規之不足。刑事合規的涉及面相較于行政合規肯定有它的局限性。行政違法、刑事犯罪中間的區別是很大的。行政合規就是要彌補刑事合規，從力度上來說，包括處罰的力度，處罰的種類，出于一種互相補充的目的。以行政合規來彌補刑事合規之不足，要把刑事合規、行政合規一起形成合力，共同推動企業合規，只有這樣才能夠真正在我們國家建立起有效的合規制度。我們知道對于企業來說，企業以追求利益為天職。為什么我們的行政合規推動了那么長時間，我們的企業合規倡導了那么長時間，我曾經在上海座談的時候了解到，我們的工商聯部門對當地的企業進行教育引導合規。但是，真正愿意合規的肯定有，但是是相當少數。因為合規本身是要花費一定的人力、物力、財力的，要花費相當的成本。當合規所獲得的利益與合規所要花費的成本比較起來，哪一個對它更加有利企業就選擇哪一個。

因此，如果不進行刑事合規的話必然帶來更嚴厲的處罰，對直接責任人自由的處罰，對企業的罰金處罰，結果是必然的，眼前的，看得到的，而不是或然的，不一定的。行政合規為什么倡導了那么長時間沒能夠得到積極的響應，實際上就是沒有能夠像刑事合規一樣把處罰與激勵結合起來，僅僅做到了處罰，沒有做到激勵。如果我們將來把行政合規與刑事合規共同形成一種合力推動企業的合規，將來我們的企業無論是在國內或者在國外，走出國門，我們的合規就必然產生競爭力，產生生產力。

時延安：謝謝高主任，請兩位教授一分鐘概括一下觀點。

回答3——黎宏教授

黎宏：剛才延安給我提了一個非常尖銳的問題，也就是說，合規到底是出罪事由還是量刑事由？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它應該既是出罪事由，又是量刑事由。這涉及到什么叫單位犯罪，單位犯罪是單位本身的犯罪，還是單位中的個人在業務活動當中實施的行為？如果是單位本身的犯罪，那單位既要有犯罪行為，還要有犯罪故意，而合規意味著單位沒有犯罪意愿，而且極力阻止它的營業人員或者是組成人員實施犯罪。也就是體現單位意識的就是合規，單位有合規，并且妥當實施，肯定是沒有故意的。但是，問題在于雖然有很好的合規，又在妥當實施，營業過程當中還是犯了事，也就是下層人員還是在營業活動當中造成了危害結果。這意味著什么呢？企業只有一種可能，有監督過失管理不到位，所以才引起了企業工作人員的犯罪行為。那么，這個時候企業應該承擔過失犯，監督過失的責任。但是大家看看我們國家《刑法》160多個單位犯罪的條款當中基本上都是故意犯。

所以，在我們國家仔細觀察，規定單位犯罪一點意義都沒有，統統可以劃為自然人犯罪。所以，在很多地方座談的時候，法官們也說，處罰單位干什么？處罰單位領導就可以了，都是他同意的。所以，這個事對刑法的學者來講這是個很致命的問題。但是，現在《刑法》確實又規定了單位犯罪，在這個問題上怎么辦呢？到底是把合規放在《刑法》第30條還是第31條加以規定？我自己的考慮是采取一個很模糊的做法，在第31條后面增加一段“如果單位有妥當的合規，并且是容易執行的，單位可以不承擔刑事責任”。這意味著可能是無罪不承擔，也有可能是盡管有問題，有過錯，但是存在有效合規，主觀惡性比較小，所以從寬處罰。《刑法》第30條是講犯罪的，第31條是講處罰的，放在第31條里面，多少還是有一點點不對的感覺。

時延安：這個問題很重要，可能是未來討論核心的問題，包括對立法的影響。劉老師，只有一分鐘。

回答4——劉艷紅教授

劉艷紅：剛才時老師問的問題是偵查階段能不能做合規？根據前期檢察主導的合規改革從重罪到輕罪，從企業家到單位，基本上所有的都可以做合規，是一種穿透式的。所以，在這個全流程里面體現的其實是從偵查到起訴、審判都可以做，現在法院階段所做的不就是檢法兩家協同做合規。然后偵查階段事實上前期有很多案子，有的是檢察機關主動和公安機關說，我們來一起在偵查階段商請做合規；有的是公安機關要求檢察機關能否加入進去一起做合規，已經有大量的實務案例。

偵查階段做合規的好處就是可以知道案件到底適不適合做合規，如果是典型的經濟犯罪案件，而且不是重罪，偵查機關取證就會通過這個發現，可能對檢察機關后期做合規提供比較好的優勢。同時，如果決定做合規，在偵查的時候進一步要深入企業內部去查大量的文件有沒有做過合規及相關內部規定有，有沒有履行合規的義務，它的偵查方向都不一樣。所以，結論非常清晰，偵查階段可以并且應當做合規。

時延安：謝謝劉老師，非?？隙ǖ幕卮?，但是可能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討論。由于今天上午的時間總共這個圓桌階段就一個小時，其實很多問題只是點到為止，沒有展開。我希望將來有更多的機會大家共同的交流。

剛才我也提到了，這次改革的意義影響非常大，我一般來講會把它和今天這個主題聯系在一起，它跟中國式現代化相關，跟中國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相關，但更重要的是跟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相關。我們如何在一個法治的狀態下推動這項改革，是非常艱巨的工作，也需要我們所有同仁共同貢獻智慧、創新，當然也希望各位老師共同寫更多的重量級文章，能夠把這個改革往下推進，為這場改革提供更多的理論支持。剛才劉老師特別提到，張明楷老師還沒有寫文章呢，張老師明年寫一篇關于合規的文章，我們衷心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