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用工平臺被用工主體作為“障眼法”，用來逃避用工責任，致使農民工在工地摔傷后“求償無門”，誰該對他“負責”？近日，湘潭市雨湖區人民法院審理了這樣一起案件。

基本案情

2021年11月，53歲的賴某經中介介紹到A公司的工地從事搬運工作，上班期間在A公司考勤打卡，接受A公司的管理和考核。

2022年2月，A公司與B公司簽訂《共享經濟服務外包協議》，約定由B公司為A公司提供共享經濟綜合服務，包括但不限于為其篩選適合的自由職業者并代替其支付工資。B公司通過C公司的網絡平臺為A公司提供共享經濟服務，包括發放工資、代繳稅款等。

2022年6月5日，C公司的網絡平臺中出現賴某的注冊信息，并生成以作為平臺運營方的C公司、作為平臺發包方的B公司以及作為協議分包商的賴某三方簽訂的《共享經濟服務協議》，由賴某承包B公司在該平臺發布的A公司的搬運工作業務。B公司和C公司均在該協議上加蓋公司公章，但賴某未簽字，協議后只有打印的“賴某”字樣。2022年7月，A公司在該平臺上考核驗收賴某的完成工作任務，并通過B公司向賴某發放相應工資。

2022年6月9日，賴某在工地搬運東西時因地上有沙子打滑導致受傷。經司法鑒定，賴某所受損傷構成十級傷殘。賴某要求賠償未果后，將A公司、B公司、C公司起訴至法院。

法院判決

湘潭市雨湖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爭議焦點主要是賴某與A公司、B公司、C公司之間的法律關系，誰應當對賴某的摔傷承擔賠償責任。

案涉的《共享經濟服務外包協議》《共享經濟服務協議》不具備勞動合同性質，只能證明A、B、C三家公司間存在合作關系，其中的相關內容顯示A公司對賴某的工作業績有最終考核權。B公司充當中介作用，代A公司向賴某發放工資，C公司則提供運營平臺。

賴某作為一名長期從事體力勞動的年齡較大、學歷較低的務工人員，自稱對注冊不熟悉且不知情。注冊資料由A公司提供，注冊協議上沒有賴某本人簽字。對于如此不嚴謹的注冊，即使賴某知情，法院也足以認定其不知曉該注冊行為的性質和法律后果，因此該協議對賴某不產生約束力。

賴某自2021年11月到A公司工地上工作，其提供的勞動屬于A公司的業務范圍，受A公司管理，雙方應為雇傭關系。2022年2月A公司才與B公司簽訂協議，2022年6月賴某在C公司經營的平臺上的注冊信息才出現。雖然A公司辯稱在此之前賴某的工資也由第三方公司代發，但賴某一直在A公司的工地工作。作為體力勞動者的賴某，如果是第三方平臺的“業務承包商”，在一個工地工作時頻繁更換注冊平臺明顯不符合常理。如果頻繁更換注冊平臺是事實，也并非出自賴某本意。

綜上，法院認定B公司、C公司與賴某間不存在勞務雇傭關系；A公司與賴某之間存在勞務雇傭關系，A公司對賴某的摔傷承擔賠償責任。法院判決A公司賠償賴某誤工費、醫療費等損失共計11萬余元。

A公司不服，提出上訴。湘潭中院二審維持原判。

法官說法

互聯網平臺用工已成為常見的新興就業形態，在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方面發揮積極作用。但由于互聯網平臺用工復雜、隱蔽及多變的特點，被有些不良用工主體作為“障眼法”來逃避用工責任，及時厘清網絡平臺和提供勞務者之間的法律關系至關重要。當前互聯網平臺用工模式下主要存在三種法律關系：

一是中介合同關系。平臺方充當中間角色，只提供信息平臺。實際用工方在平臺發布用工信息，提供勞務者利用其自身的技術、設備完成工作任務，最后由實際用工方驗收后，自行或委托平臺方支付報酬。平臺方與提供勞務者之間構成中介合同關系，接受提供勞務的實際用工方與提供勞務者存在勞務雇傭關系。

二是勞動合同關系。提供勞務者直接為平臺方提供勞務并接受平臺方管理，如工作時需穿著平臺方統一發放的制服、佩戴平臺方工牌等，由平臺方對提供勞務者進行考核、發放工資，則雙方存在直接勞動關系，由平臺方承擔用人單位責任。

三是勞務分包關系。當提供勞務者享有完全自主權，自行在平臺注冊成為用戶，并通過平臺承接和處理訂單任務時，為真正的共享經濟意義上的互聯網平臺用工，如網約車司機、代駕司機、外賣員等，這區別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中的“勞動者”概念。

在網絡平臺用工模式下，勞動者要注意辨別簽訂的合同性質，最好與用工方直接訂立合同，謹防陷入“迷魂陣”；要注意保護好個人信息，防止被他人竊取后隨意在網絡用工平臺注冊；在“求償無門”時，要及時向勞動執法部門反映投訴或者向法院起訴，保障自己的合法權益。

來源：湘潭市雨湖區法院

作者：肖三響  

編輯：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