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簡介

某科技公司委托某物流公司儲存半導體材料，雙方簽訂了一份《冷庫倉儲合同》，合同明確了倉儲面積、倉庫溫度、貨物驗收、費用支付及結算等內容，在違約責任條款部分約定：由于科技公司原因造成物流公司或者第三方損失，科技公司承擔全部責任。

合同簽訂后，科技公司在物流公司的倉庫內儲存了光阻劑等半導體材料。每當需要發貨、提貨時，科技公司都會提前告知物流公司工作人員提貨的批號、數量等信息，物流公司則配合對相應貨物予以放行。

2020年6月，行政機關到物流公司進行執法檢查時，發現該公司冷庫儲存了科技公司存放的EPG、ENP等批次的光阻劑，該光阻劑為第三類易燃液體，屬于危險化學品，但物流公司和科技公司均無危險化學品儲存資質，故責令物流公司立即進行整改，并在其后分別對物流公司和科技公司作出《行政處罰決定書》。

行政機關認為

根據《安全生產法》（2014年修正）第四十六條第一款“生產經營單位不得將生產經營項目、場所、設備發包或者出租給不具備安全生產條件或者相應資質的單位或者個人”的規定，物流公司存在將生產經營場所出租給不具備安全生產條件及相應資質的單位的行為，故對其處以沒收違法所得和罰款的行政處罰；科技公司則違反了《危險化學品安全管理條例》第33條第1款“未經許可，任何單位不得經營危險化學品”的規定，故對科技公司亦處以沒收違法所得和罰款的行政處罰。

行政機關認為根據《安全生產法》（2014年修正）第四十六條第一款“生產經營單位不得將生產經營項目、場所、設備發包或者出租給不具備安全生產條件或者相應資質的單位或者個人”的規定，物流公司存在將生產經營場所出租給不具備安全生產條件及相應資質的單位的行為，故對其處以沒收違法所得和罰款的行政處罰；科技公司則違反了《危險化學品安全管理條例》第33條第1款“未經許可，任何單位不得經營危險化學品”的規定，故對科技公司亦處以沒收違法所得和罰款的行政處罰。

法院審理

法院經審理認為，物流公司作為倉儲方，應當遵守危險品存儲相關規定，其在合同履行中對科技公司交付倉儲的貨物予以了確認，沒有提出異議，后受到沒收違法所得和罰款的行政處罰，系因為自身未盡到法定的審查、注意義務而承擔的財產罰，應由其自行擔責。物流公司的主張缺乏法律依據，遂判決駁回其訴訟請求。

評析

有觀點認為，民事合同應依法履行，合同履行行為構成行政違法的，應認定構成民事違約。本案雙方當事人就損害發生后的追償權已有約定，人民法院應當尊重當事人約定，一方依據合同約定要求相對方承擔責任的，應予支持。

也有觀點認為，合同履行中存在行政違法行為并不必然構成民事違約。行政處罰的罰款能否依據合同約定進行追償，應當綜合考量合同約定的效力、法律和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公序良俗等因素。

對此，我們認為應從三個方面進行分析：

01民事合同履行中，當事人存在行政違法行為并不必然構成民事違約。

主張違約責任的前提是一方當事人存在民事違約行為，而民事違約行為的認定，應著重審查當事人是否存在不履行或者履行合同不符合約定的行為，并不以是否違反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為評價標準。

就本案而言：

首先，案涉合同約定了委托儲存的貨物是半導體材料，但并未明確具體的品類。行政機關作出處罰是因為企業存儲了EPG、ENP等批次的光阻劑，違反了安全生產法的相關規定。但上述光阻劑確屬半導體材料，并不違反雙方的合同約定。

其次，物流公司作為倉儲方，應當知曉倉儲貨物的具體情況，負有驗收和管理的法定責任，并遵守危險品存儲的相關法律規定。從雙方的微信聊天記錄來看，提貨批號信息中多次提及EPG、ENP等信息，照片及視頻中亦顯示倉儲貨物的包裝上有相應的危險品標識，對此，并無證據證明物流公司曾向科技公司提出過異議。故可以認定物流公司對科技公司交付倉儲的貨物進行了確認，并不存在科技公司故意隱瞞和違約的事實，但按照法律規定物流公司作為倉儲經營人，應當對科技公司是否具有相應的資質進行審核確認并履行相應的安全管理義務。因此，存在行政違法行為與構成民事違約是兩個相對獨立的問題，行政違法的同時可能存在民事違約，也可能是當事人合意從事的行為導致了行政違法行為的發生。

02當事人繳納的行政處罰性質的罰款，原則上不應依據合同約定行使追償權。

本案中，物流公司以合同中“由于科技公司原因造成的損失由科技公司承擔”條款為依據向對方主張賠償責任，該主張實質是以民事合同約定為依據主張行政處罰罰款的責任轉移，對此應從行政處罰的產生原因、制度效果、立法目的等角度予以考量。

從行政處罰的產生原因來看，案涉合同的履行過程中，物流公司將其倉庫給不具備經營資質的科技公司存儲危險化學品光阻劑，系因未盡到法定的審查、注意義務而受到行政處罰。行為人因自身行為和過錯構成了具體的違法情形，與合同相對方并無直接關聯。

從行政處罰的制度效果來看，物流公司和科技公司受到的行政處罰，是行政機關針對特定相對人的違法行為實施的懲戒，如果法院在民事訴訟中支持物流公司的追償主張，實質上就是免除了物流公司法定的審查、注意義務，也否定了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的正確性、合法性、合理性。

從行政處罰的立法目的來看，行政處罰是行政機關基于行政管轄職權作出的行政行為，是對行政相對人違反行政法律規范行為責任的追究，是實現行政管理目的以及督促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履行法定義務的一種保障性措施，具有專屬性和終局性，不同于一般的財產損失，原則上當事人不能基于民事法律關系進行轉移和追償。也就是說，即便合同對此作出了約定，也會因違反了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以及公序良俗，而往往不產生法律上的效力。

03例外情形：行政處罰與合同一方的行為存在關聯時，相對方可以主張對方承擔相應的經濟損失。

本案中的行政處罰，是物流公司自身的違法行為造成的，物流公司無權通過民事途徑主張合同相對方承擔其行政處罰的法律責任。但按照我國的行政處罰法規定，當事人是否具有主觀上的過錯很多時候并不影響行政違法行為的成立，這是行政處罰與刑罰的顯著區別之一。

根據《食品安全法》、《藥品管理法》等相關法律規定，對于經營者經營食品、藥品時即便盡到了相應的進貨查驗義務，但如果食品、藥品經檢驗檢測客觀上不符合相應安全標準的，其也構成行政違法行為。只不過此種情形下從行政處罰過罰相當的原則出發，立法允許經營者舉證證明自身沒有過錯后，能夠免予相應的行政處罰，但行政執法機關仍應當沒收其不符合標準的食品、藥品或違法所得，以防止不合格食品、藥品繼續流入市場，以及任何人不得從違法行為中非法獲利。

例如：

《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三十六條

食品經營者履行了本法規定的進貨查驗等義務，有充分證據證明其不知道所采購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并能如實說明其進貨來源的，可以免予處罰，但應當依法沒收其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造成人身、財產或者其他損害的，依法承擔賠償責任。

《藥品管理法實施條例》 第七十五條

藥品經營企業、醫療機構未違反《藥品管理法》和本條例的有關規定，并有充分證據證明其不知道所銷售或者使用的藥品是假藥、劣藥的，應當沒收其銷售或者使用的假藥、劣藥和違法所得；但是，可以免除其他行政處罰根據上述法律規定，經營者如果能夠證明自己不存在過錯，依法能夠免予處罰，但仍要承擔“沒收其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沒收其銷售或者使用的假藥、劣藥和違法所得”的不利后果。這樣的后果屬于《行政處罰法》第9條第2項中“沒收違法所得、沒收非法財物”的行政處罰種類，經營者已經按照合同支付了相應的價款，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藥品被沒收必然對其造成了經濟損失。

在此種情形下，如果經營者依據其與生產者或者上一級銷售者之間事先在合同中約定的相關責任負擔條款，向合同相對人主張解除合同、返還貨款以及賠償損失的違約責任，經營者此時提出的權利主張在表面上符合行政處罰追償權的行使，同時也是基于合同約定要求對方承擔違約責任的表現。無論是基于違約責任條款還是行使追償權，法院應當在民事訴訟中依法支持其要求返還價款及賠償損失的訴訟請求，這既不違反法律的強制性規定，對行政處罰決定的合法性不會產生動搖，同時也符合民事活動的基本原則。

啟  示

在經濟生活管理規范日益完善的當下，行政管理秩序與經濟社會發展的結合將愈發緊密，這一趨勢在案件裁判上往往體現為民行交叉問題的多發。對此，民商事案件的審查往往以正確理解并處置民行交叉問題為前提，這就要求司法裁判對民行交叉問題具備正確的理解，進行合理的處置，在案件審理過程中注重對分離思維與結合思維的應用。

妥善處理民行交叉問題，前提是厘清不同法律規范的適用情形。具體來說，違反行政管理秩序的應承擔行政責任，違反民事合同約定的則承擔違約責任，這就是民行交叉案件審理中的分離思維。在民商事案件審理中，法院維護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的正確性、合法性、合理性，但并不會據此直接認定合同主體之間成立違約責任，而是主要圍繞合同約定及履行實際，重點審查相應行為是否違反合同約定事項，進而判斷是否應當據此承擔違約責任，這是審理民行交叉案件中的結合思維。

而在行政訴訟中，法院一般也不會對民事法律責任的認定作出處理。行政違法行為的責任承擔是由法律明確規定的，法院審查行政處罰決定的合法性，重點關注的是行政機關認定被處罰人實施違法行為的事實是否充分，以及當事人是否應當承擔行政法律責任。至于民事合同中關于責任負擔條款的約定，原則上既不是行政執法考慮的因素，也對法院合法性審查不產生約束。換句話說，合同約定即便合法，也只在合同相對方之間產生效力，無權改變行政處罰的法定適用規則，否則就會偏離立法的本意和初衷，影響行政執法的實際成效。

來源：江蘇高院

作者：俞水娟、呂長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