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 反腐新成效
黨的十九大報告深刻總結了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和反腐敗斗爭經驗與成效。指出“出臺中央八項規定，嚴厲整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堅決反對特權。巡視利劍作用彰顯，實現中央和省級黨委巡視全覆蓋。堅持反腐敗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堅定不移‘打虎’、‘拍蠅’、‘獵狐’，不敢腐的目標初步實現，不能腐的籠子越扎越牢，不想腐的堤壩正在構筑，反腐敗斗爭壓倒性態勢已經形成并鞏固發展”。這是對新時代反腐答卷的高度概括。
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下，以習近平反腐敗和法治建設的一系列重要論述為遵循，黨的紀檢體制和國家監察體制得到改革與完善，反腐敗法律法規制度建設空前加強，反腐敗斗爭的廣度、深度和強度以前所未有的態勢向前推進，腐敗治理從量的積累邁向質的轉變，取得了壓倒性勝利，“保證了黨和國家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反腐敗斗爭取得舉世矚目的成效，贏得了廣大人民群眾的一致擁護與信賴。
第一章 執紀在前正黨風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著眼于從嚴治黨、從嚴治標，堅持問題意識、問題導向，作出了一系列帶有開創性、實體性的重大改革部署，開始從紀檢體制“破冰”、“破題”，使把紀律挺在前面的反腐敗斗爭，成為書寫人心的政治。
根據黨章規定，黨的地方各級紀委和基層紀委在同級黨委和上級紀委雙重領導下進行工作，這是黨的紀律檢查體制的“鋼筋龍骨”。但由于諸多深層次掣肘因素的存在，使其在執行過程中不同程度地表現出運轉不暢、實效不佳等問題。比較典型的情況是，一些地區和部門黨委凌駕于紀委之上，紀委唯同級黨委主要負責人馬首是瞻，造成黨內監督“上級太遠，同級太難，下級太軟”的弊端。這也成為黨內外有廣泛共識的體制性“病灶”和一把手監督難的“病根”。因此，通過全面深化改革發揮紀檢體制應有效能的呼聲此起彼伏。
（一）“四種形態”的反腐威力
實行批評教育、組織處理、紀律處分和立案審查“四種形態”，是紀委監督機制改革的重大舉措，既是紀委監督執紀方式的重大轉變，也是管黨治黨從只盯少數人向管住大多數轉變。它改變了過去干部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階下囚”的現象，體現了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貫方針。2016年中央紀委把運用“四種形態”作為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抓手，各級紀委紀檢組深入研究、不斷探索，取得明顯成效。
通過談話提醒的方式對干部“咬咬耳朵、扯扯袖子”，已成為各級紀檢監察機關監督執紀的常態。如2016年5月建設銀行廣東省某支行行長張某默許與該行合作的證券公司人員提出的變相返點提議。派駐該支行的紀檢監察特派員發現這一情況后，立即向派駐分行紀委報告。中國建設銀行紀委、監察部副總經理趙翀介紹，發現問題以后，立即對此支行行長進行提醒談話，指出證券公司通過變相返點方式推動有關業務，屬于變相的商業賄賂行為，應及時制止證券公司采用此方案。據有關執法人員介紹，很多違紀黨員領導干部在懺悔錄中多次提到，最初涉及小問題時小錯誤如果有人及時提醒或許能避免犯更大錯誤。
四種形態囊括了從違紀之前到涉嫌破法不同程度的問題，貫通了批評教育、組織處理、紀律處分等多種形式，目的是為了抓早抓小，防微杜漸。讓咬耳朵、扯袖子，紅紅臉、出出汗成為常態；黨紀輕處分、組織調整成為大多數；重處分、重大職務調整的是少數；而嚴重違紀涉嫌違法立案審查的只能是極極少數。對監督執紀“四種形態”的探索實踐，使領導干部受到警醒、警示、警戒。對嚴重違紀的重處分對應的是監督執紀“四種形態”的第三種。從“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階下囚”，到實踐監督執紀“四種形態”，既彰顯了鐵腕反腐、懲前毖后的堅決態度，也體現了嚴管厚愛、治病救人的良苦用心，是紀檢體制的重大創新。
據統計，僅2018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接受信訪舉報344萬件次，處置問題線索166.7萬件，談話函詢34.1萬件次，立案63.8萬件，處分62.1萬人（其中黨紀處分52.6萬人）。處分省部級及以上干部51人，廳局級干部3500余人，縣處級干部2.6萬人，鄉科級干部9.1萬人，一般干部11.1萬人，農村、企業等其他人員39萬人。全國紀檢監察機關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處理173.7萬人次。其中，第一種形態110.4萬人次，占“四種形態”處理總人次的63.6%；第二種形態49.5萬人次，占28.5%；第三種形態8.2萬人次，占4.7%，比2017年下降0.6個百分點；第四種形態5.5萬人次，占3.2%，比2017年下降0.5個百分點。說明總案件數量沒有大變化的情況下，出現這種結構性的變化，反映出在中管干部違紀案件處理中落實四種形態的要求。
“四種形態”實踐以來，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在在執紀尺度的考量上，注重考慮綜合因素，堅持“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對犯錯誤的黨員干部不能一棍子打死，而是綜合考慮違紀問題性質、嚴重程度、造成后果和影響、認錯悔錯態度等各方面情況分類處置，寬嚴相濟，對主動向組織坦白或交代，如實說明問題的給機會、給政策，從輕或減輕處理；對少說不如實說明；對抗組織審查或十八大后不收斂、不收手的絕不放過，從重或加重處理。
“四種形態”既是思想觀念的創新成果，也是執紀監督的深刻變革。“四種形態”被寫入黨章，這是監督執紀工作的一個重要創新。在執紀實踐中，把“四種形態”有機地運用到線索處置、執紀審查、執紀審理等各個環節，將“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針貫徹到紀律審查全過程，努力實現從“管少數”向“管全體”、由“被動查”向“主動防”的轉變，使紀律建設的治本作用日益顯現，以嚴明紀律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
（二）八項規定落地生根
黨的十八大以來，各級紀檢監察機關持續發力，采取多種措施強化監督，對包括“四風”問題在內的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的行為露頭就打，形成了使之“不敢”的氛圍。據2017年11月30日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發布的數據顯示，2013年至2017年10月五年間，全國已累計查處違反八項規定精神問題193168起，處理262594人，給予黨政紀處分145059人。省部級被處理24人，其中給予黨政紀處分的22人；地廳級被處理的人數為2329人，給予黨政紀處分的1555人；縣處級被處理的人數為19619人，給予黨政紀處分的11882人；鄉科級被處理的人數為240622人，給予黨政紀處分的131600人。
1.抓住節點，依靠群眾
各級紀檢監察機關認真履行監督責任，抓住各個節點，盯緊“四風”問題，嚴肅執紀問責，打好糾“四風”這場主動仗。面對即將到來的不同節日，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堅守監督責任，發信號、出重拳、用狠勁，依靠群眾用千萬雙眼睛來監督，扒掉“四風”隱身衣。如有人通過網絡贈送電子禮品卡。提前在網上購買好禮品，只需向收禮者提供電子賬號和密碼，足不出戶就可送禮千里。又如手機話費充值已成為一種‘實用’的送禮途徑。為收禮人充上數百元話費，再短信說明，雙方不用見面，簡便易行。再如月餅促銷活動已悄然在微信朋友圈里紅紅火火搞起來了，有的承諾可上門送卡或異地提取，有的則說可開各類發票。等等這些有違八項規定的情形，都被及時揭露和處理。值得關注的是，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2015年8月發布《嚴防公款送月餅節禮等“四風”反彈 請您來當監督員》，邀請廣大網友監督揭露遇到的“四風”新問題，網友留言就達19頁之多。
動員群眾力量，匯聚群眾智慧，已成為中央紀委糾正“四風”的有益做法。各級紀檢監察機關也積極暢通監督舉報渠道，用好“全民參與”這一糾正“四風”的利器。天津市紀委組織了1000名糾風志愿者，包括醫生、教師、個體戶、公務員、農民和大學生等。在中秋節期間，他們將實地查訪一些大型商場、酒店、單位食堂、會所、月餅生產企業，若發現疑似公款購買預付卡、公款購買月餅節禮等問題，在第一時間將線索提供給紀檢監察機關。湖南省長沙市紀委在長沙廉政網開通了“公款送月餅等‘四風’問題舉報窗”，接受群眾對公款送月餅等節禮、公款大吃大喝、公款旅游娛樂等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問題的舉報。對于有關線索，紀檢監察機關將認真核實，快查快辦。新疆阿克蘇地區紀委建立了廉政微信平臺，定期推送反腐倡廉工作信息，同時，受理群眾有關黨員干部廉潔自律、作風問題的舉報。暢通監督渠道，公開舉報信息，借助群眾的‘火眼金睛’和媒體的平臺支撐，形成監督合力，為糾正‘四風’提供了有力支持，使八項規定落地生根。
2.創新方式，力求實效
創新監督方式方法，糾正“四風”力求實效。如果將月餅禁令、賀卡禁令、年貨節禮禁令等串聯起來，便不難發現：每逢關鍵節點抓早抓小，給黨員干部早打招呼早提醒，已成為各級紀檢監察機關糾“四風”工作的重要內容。福建省古田縣1000多名副科級及以上領導干部收到了一份特別的中秋“禮包”，“禮包”內既不含月餅，更沒有紅包。所謂的‘禮包’，其實是包括參加廉政專題講座、觀看警示教育片、簽訂廉政承諾書、發送廉政短信等活動的‘廉政禮包’。據該縣紀委宣教室主任鐘敏介紹，每逢重要時間節點，縣紀委都會通過各種方式給黨員干部敲警鐘，以防發生公款送禮、奢侈浪費等“節日病”。
同樣肇始于中央紀委，并作為創新經驗已在全國各級紀檢監察機關推行的，還有約談制度。據2016年7、8兩個月的統計，重慶市紀委約談38個區縣（自治縣）黨委書記、區縣長和紀委書記，對節日期間作風建設提出要求；江西省紀委本月對各市和省直單位紀委負責人進行約談，著重了解落實“兩個責任”、作風建設等情況；云南省昆明市紀委建立了紀委與下級黨委、紀委負責人約談制度，目前，已約談26名區縣及市級部門主要領導和紀委書記。
各地紀檢監察機關也結合本地實際，不斷創新監督方式方法。為從源頭上斬斷不良作風的“資金鏈”，安徽省于近日啟動嚴肅財經紀律和“小金庫”專項治理工作，整治內容包括預算收入管理、預算支出管理、政府采購管理、資產管理、財務會計管理、財政票據管理、設立“小金庫”七方面。海南省紀檢監察機關與財政、審計、稅務等部門加強協作配合，形成了查糾“四風”的工作合力。各有關部門將結合各自工作職責，加強對發票開票環節、公款報銷環節、公務支出和公款消費的監管，著力核查各類違紀問題。
3.執紀問責，形成威懾
執紀問責決不手軟，持續形成震懾氛圍。各地紀檢監察機關周密部署，在各個節點來臨之際，對于那些不收斂、不收手，變換花樣請客送禮等問題，露頭就打，絕不姑息，決不讓歪風邪氣重新抬頭。如2017年3月到4月，十八屆中央的最后一輪巡視，對中央網信辦等四家單位開展巡視，發現中央網信辦存在“四個意識”不強，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和工作要求不夠堅決、不夠及時；政治責任感不強，落實中央網信工作重大決策部署不夠到位；政治擔當缺失，不正確使用權力問題時有發生，維護政治安全不夠有力；政治生態不良，存在“小圈子”問題；廉潔意識淡薄，管黨治黨不嚴等問題。中央網信辦主任魯煒在受到執紀問責的同時，揭露出其存在嚴重背離黨性原則，對黨毫無忠誠，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中央八項規定精神、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群眾紀律、工作紀律、生活紀律樣樣違反的嚴重問題，魯煒受到開除黨籍和開除公職處分，涉及犯罪問題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將以“零容忍”態度懲治頂風違紀行為，對檢查中發現的違規違紀行為快查快辦，并嚴肅追究直接責任人和有關領導的責任，對案件點名道姓通報曝光；貴州省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將集中力量查處公款大吃大喝、公款收送節禮、違規公款旅游、大辦婚喪喜慶等問題，發現一起，查處一起；杭州市要求各級紀檢監察機關認真履行監督責任，在防止收送實物的同時，還要盯住以提貨卡、預付卡及異地提取等形式用公款送節禮的行為，堅決剎風整紀，保持高壓態勢。國家稅務總局財產和行為稅司原巡視員楊遂周公款旅游、違規收受禮金；水利部黃河水利委員會山東黃河河務局原黨組副書記、局長張俊峰超標準配備辦公用房。中央紀委又公開曝光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問題的典型案例，點名道姓，直指問題。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2019年6月，全國查處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問題6060起，處理8506人，其中給予黨紀政務處分5944人。從月度數據來看，2019年1至6月，全國查處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問題數分別為5001起、3107起、3711起、4090起、4372起、6060起，處理人數分別為7303人、4304人、5143人、5767人、6184人、8506人。實踐表明，為避免改進作風淪為“一陣風”，最直接有效的方式，莫過于嚴肅執紀，鐵面問責，形成震懾，使之“不敢”。隨著八項規定精神的深入貫徹，廣大黨員干部已能明顯感覺到，“一頓飯丟了烏紗帽”不是沒有可能，只有敢動真格、公開曝光，才能讓心存僥幸者沒有膽量觸碰“高壓線”。正是通過一個節點一個節點的堅守，強化監督執紀問責，推動中央八項規定精神落地生根。
（一）巡視“利劍”威懾常在
黨的十八大以后，中央巡視工作的理念思路與時俱進、方式方法不斷創新：在外延上，向著全覆蓋目標邁進。僅據2015年統計，中央巡視組就完成８輪巡視，共巡視１４９個地方、部門和單位黨組織，實現了對３１個省（區、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中管國有重要骨干企業和中央金融單位的全覆蓋。在黨的十九大前，中央巡視將實現對地方、部門、央企、金融、事業單位等五個板塊的全覆蓋。
監督定位日益清晰。從聚焦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這個中心，圍繞作風、紀律、腐敗和選人用人等方面情況，發現問題、形成震懾；到把檢查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組織紀律執行情況，“兩個責任”落實情況等納入巡視重點；再到提出巡視是對黨組織和黨員領導干部的巡視，是政治巡視不是業務巡視，巡視監督定位更加準確，指向更加聚焦。
監督手段機動靈活。黨的十八大后首輪中央巡視就開始探索“三個不固定”——組長不固定、巡視對象不固定、巡視組和巡視對象的關系不固定。從第三輪起，在常規巡視同時又著手開展專項巡視，精準發現，定點突破。從第六輪起，實行每輪一個巡視組巡視兩個或三個單位，增強其針對性。第九輪巡視則首次開展“回頭看”。
監督重點更加突出。十八大以來，中央紀委立案審查的中管干部案件，超過一半的線索來自于巡視。2015年，中央巡視組就發現反映領導干部問題線索3000余件、“四風”問題400余件，督促查處450余名中管干部違紀違法問題,巡視制度不斷創新，“利劍”作用日益凸顯。2018年，中央巡視組共開展1輪常規巡視、1輪脫貧攻堅專項巡視，共巡視27個省區市、18個中央部門、8家中管企業和2家中管金融企業黨組織，首次將10個副省級城市四套班子主要負責人納入巡視范圍。中央巡視組共受理群眾信訪舉報49萬件次，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根據巡視移交線索查處了蒲波、曾志權、吳湞等案件。巡視中，把整改落實情況作為監督檢查重要內容，對拒不整改、應付交差、虛假整改等問題嚴肅追責問責。
（二）派駐機構，全面覆蓋
派駐監督，作為黨內監督的重要形式，在黨的十八大后向著對中央一級黨和國家機關全覆蓋加快邁進。2014年12月，中央出臺意見，為實現中央一級黨和國家機關派駐全覆蓋確定了時間表和路線圖。2015年１月，中央紀委在中辦、中組部、中宣部等中央和國家機關首次設立7家派駐機構。同年11月，中辦印發方案，明確中央紀委設置47家派駐紀檢組，實現對139家中央一級黨和國家機關的派駐機構全覆蓋。實現全覆蓋后，派駐監督單位增加了87個，派駐機構卻減少了５家，副部級和司局級職數沒有增加一個。速度與效率的背后，是創新的理念和方式。“方案一大亮點就是加大了綜合派駐力度。在47家派駐機構中，27家為綜合派駐，負責監督119家單位。”時任中央紀委副書記楊曉渡說。只要方向正確，邁出一步就是勝利，堅持下去就一定能充分顯現出改革效應。2018年，中央紀委國家監察委調整派駐機構設置，統一設立46家派駐紀檢監察組，監督中央一級黨和國家機關129家單位。全國31個省、區、市完成縣級紀委派駐全覆蓋，監察權延伸覆蓋各鄉鎮（街道）。
第二章 打虎拍蠅揚法威
黨的十八大以來的五年,“全面從嚴治黨”拓展了既往“從嚴治黨”的內涵，反腐敗斗爭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其主要表現在:經過全黨共同努力，黨的各級組織管黨治黨主體責任明顯增強，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得到堅決落實，黨的紀律建設全面加強，腐敗蔓延勢頭得到有效遏制，反腐敗斗爭壓倒性態勢已經形成，不敢腐的目標初步實現，不能腐的制度日益完善，不想腐的堤壩正在構筑，黨內政治生活呈現新的氣象。
習近平同志指出：“對腐敗分子，發現一個就要堅決查處一個。”據對2013年至2016年8月的統計，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98.5萬件，給予黨紀政紀處分97.6萬人，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機關處理4.3萬人。僅2015年下半年，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每月集中通報群眾身邊腐敗的一批典型案例，至今已累計集中通報860 起，對于一些大辦婚喪事宴等一些小貪小腐的問題，對于截留農村低保戶“養命錢”、騙取農業保險“救災錢”、冒領已故五保戶老人“死八錢”、克扣貧困家庭“扶貧款”等民生領域的腐敗也被大量通報。2018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63.8萬件，處分62.1萬人，同比增長20.9%和17.8%。檢察機關受理各級監委移送職務犯罪16092人。不起訴率、退查率同比分別下降9.5%和37%。職務犯罪調查處置準確率大幅提高。2013年至2017年8月，中央決定立案查處的中管干部有280多人。堅決查處了周永康、徐才厚、令計劃、蘇榮等人，向黨內外證明我們黨從嚴治黨、從嚴治吏的決心，敢于直面問題進行自我革新的非凡勇氣。剎住了大家認為不可能剎住的各種歪風，充分表明不論涉案金額大小、官位高低，只要涉及腐敗絕不姑息的堅定決心。所謂“反腐轉段”“一陣風”等言論不攻自破。反腐力度不斷深入，正風執紀越來越嚴。2018年，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立案審查調查中管干部77人，給予黨紀政務處分64人，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機關15人。
加大對腐敗分子的懲治力度，是高壓反腐的重要體現。“遲到的正義是非正義”，反腐敗斗爭是否成功，實際也體現在對腐敗分子是否及時有效的打擊。事實上，懲治腐敗分子越快，對腐敗分子震懾力度越大。因此，一旦發現腐敗行為和腐敗現象，就要采取露頭就打，快速處理，及時糾正。對于一些已經發現和查處的腐敗行為，則要嚴格按照法律規定，通過給予法律、行政、經濟等處罰措施，加大懲治腐敗的力度：特別對于嚴重損害公眾利益濫用職權的腐敗行為，要切實加大處罰力度，不僅對犯罪分子人身自由予以依法剝奪，而且在經濟上依法給予強有力的處罰。
在職務犯罪的查處上，2016年全國檢察機關立案偵查職務犯罪47650人，其中原縣處級干部2882人、原廳局級干部446人。依法對王珉等21名原省部級干部立案偵查，對令計劃、蘇榮、白恩培等48名原省部級以上干部提起公訴。在征地拆遷、社會保障、涉農資金管理等民生領域查辦“蠅貪”17410人。查辦受賄犯罪10472人、行賄犯罪7375人。查辦玩忽職守、濫用職權等瀆職侵權犯罪11916人，推動治理為官不為、為官亂為問題。依法查辦遼寧拉票賄選案涉及的職務犯罪。深挖執法司法不公背后的腐敗犯罪，查辦涉嫌職務犯罪的行政執法人員8703人、司法工作人員2183人。從37個國家和地區遣返、勸返外逃職務犯罪嫌疑人164人，其中包括楊秀珠等“百名紅通人員”27人。江西、遼寧、河南等地檢察機關對歸案的李華波、王國強、黃玉榮等人依法偵查、提起公訴。對27件職務犯罪嫌疑人逃匿、死亡案件，向人民法院提出沒收違法所得申請。加強職務犯罪源頭治理。針對辦案發現的突出問題，提出檢察建議11172件。 在職務犯罪案件的審判上，2016 年依法審理郭伯雄、令計劃、蘇榮等重大職務犯罪案件，在審判白恩培受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案中首次適用終身監禁。各級法院審結貪污賄賂等案件4.5萬件6.3萬人，其中，被告人原為省部級以上干部35人，廳局級干部240人，判處罪犯2862人。為脫貧攻堅提供司法服務，堅決懲處貪污、挪用扶貧資金等犯罪，審結相關案件1.5萬件。依法審理“紅色通緝令”人員李華波貪污、閆永明職務侵占等案件，對外逃腐敗分子雖遠必懲，讓其難逃法網。對769名履職不力的法院領導干部進行問責，查處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干警220人。最高人民法院查處本院違紀違法干警13人，各級法院查處利用審判執行權違紀違法干警656人，其中移送司法機關處理86人。據統計分析，2016年，全國審判機關審理的職務犯罪案件，從立案到審理、從審理到判決、從判決到執行的辦案時限均控制在法定標準之內，其中有不少群眾關注的犯罪案件在法定時限之前依法公開審判，彰顯了黨和國家從嚴懲治腐敗的堅強決心。
2013-2017的五年，中央紀委共立案查處中管干部280多人，全國紀檢監察機關給予紀律處分140.9萬人。在黨風建設中，全國共查處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問題17.61萬起，處理黨員干部23.9萬人。其中200多名中管領導干部因腐敗問題被查處，充分顯示制度絕不是擺設，作為黨員和公民，在制度面前都應人人平等;無論官位多高，權力多大，只要觸犯制度和刑律，都應受到應有的懲罰；在法律與制度的制約下，任何人都沒有“丹書鐵券”，也沒有“鐵帽子王”。100多萬人因違紀違規受到組織處理，表明反腐不能留死角，不能留有縫隙，也不能時緊時松，忽嚴忽快。在強有力的震懾下,預警，僅2016年有5.7萬名黨員干部主動交代違紀問題。抓常抓細抓實,持之以恒糾正“四風”。把監督執紀“四種形態”體現在作風建設全過程,堅持經常抓、抓經常,看住重要節點,聚焦“關鍵少數”,緊盯享樂奢靡和隱形變異的不正之風。對巡視、信訪和執紀審查中發現的“四風”問題線索專項處置,及時約談函詢,令其在民主生活會上作出深刻檢查；對規避組織監督、頂風違紀的,不論職務高低一律從嚴查處、通報曝光。對巡視發現的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走樣,以會議貫徹會議、以文件落實文件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嚴肅反饋、督促整改。2016年,中央紀委通報曝光典型案例44起,涉及中管干部11人；全國共查處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問題4.1萬起,處理黨員干部5.8萬人,給予紀律處分4.3萬人。
“以群眾為中心”發展理念要求反腐敗鋒芒向基層延伸。“要重點解決好損害群眾權益的突出問題，決不允許對群眾的報警求助置之不理，決不允許讓普通群眾打不起官司，決不允許濫用權力侵犯群眾合法權益，決不允許執法犯法造成冤假錯案。”“我們說‘老虎’‘蒼蠅’一起打，有的群眾說‘老虎’離得太遠，但‘蒼蠅’每天撲面。這就告訴我們，必須著力解決發生在群眾身邊的腐敗問題，認真解決損害群眾利益的各類問題”，讓老百姓有更多的獲得感。
一個不容回避的事實是，隨著城鎮化的推進，村級集體經濟的發展壯大，基層鄉鎮干部擁有對集體資金、資產和資源的管理權、處置權不斷擴大，基層腐敗問題也隨之突出，特別是村民小組一級的腐敗問題，呈高發態勢，他們有的目無法紀，濫用職權，如在預留地開發過程中秘密與開發商談判開發事宜，暗箱操作，中飽私囊；有的欺上瞞下，群體受賄，貪賄涉及村社干部中的支部書記、議事小組成員、群眾代表、婦女代表等班子成員及相關人員；有的前赴后繼，非法侵占，前任和繼任分別采取虛假列支、虛開發票、與開發商同謀等手段大肆斂財，少則數萬余，多則百萬元；有的賣光分光，假公濟私，以犧牲村社集體經濟利益為代價，換得自己及相關人的一夜暴富。這些老百姓身邊的腐敗，不僅直接侵害群眾的利益，而且嚴重削弱黨和政府的威信，造成社會思想混亂，直接危及社會基層政權穩定。
十八大以來，為懲治群眾身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打通反腐“最后一公里”,中央紀委作出專項部署,對信訪舉報中涉及扶貧的問題建立移送查處工作機制。省區市黨委和紀委集中約談市縣黨委書記和紀委書記,把壓力傳導到縣鄉。重點整治貪污挪用救濟物資,截留私分扶貧款、優親厚友,虛報冒領扶貧資金等突出問題；嚴肅查處在“三資”管理、民生惠民、土地征收等領域搞“雁過拔毛”、吃拿卡要、強占掠奪的基層干部,密切了黨群、干群關系。僅2015年，中央紀委對問題反映集中的21個縣市旗、164個扶貧領域腐敗問題重點督辦,對40起典型案例通報曝光。省區市紀委對122個縣市區重點督查,限期辦結。市縣紀委建立工作臺賬,開展專項巡察,對違反紀律、失職失責,不作為、亂作為的基層黨員干部嚴肅查處和問責。2016年,全國共處分鄉科級及以下干部39.4萬人,增長24%,其中處分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7.4萬人,增長12%。不僅提升了人民群眾的信任感，而且改善了黨群關系。反腐增進公共利益，保障老百姓的切身權益，將使百姓更加擁黨護黨，黨的執政也將更加牢固。
第三章 國際獵狐布天網
中央反腐敗協調小組認真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加強國際追逃追贓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先后啟動“獵狐”“天網”等行動，促進國內法律與國際反腐敗法律的對接，簽署反腐敗國際合作協議，以更加嚴密的合圍部署為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謀篇定策。
深入推進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工作，是黨中央對反腐敗斗爭歷史經驗深刻分析后作出的重要決定。自上世紀80 年代開始，“貪官攜款外逃”成為經濟犯罪與腐敗問題的新動向。2001 年廣東開平支行前后3任行長倉皇出逃美國，2003 年浙江省建設廳原副廳長楊秀珠涉案外逃等都是典型案例。腐敗分子在犯罪后外逃案件的接連發生，讓一些腐敗分子心存僥幸，甚至有一些“老虎”、“蒼蠅”始終懷揣躲進國外“避罪天堂”，逃避法律制裁的美夢。只有切斷腐敗分子的外逃之路，才能實現反腐敗“零容忍”“全覆蓋”“無盲區”。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工作的深入開展，提升了反腐敗工作的整體水平，完善了反腐敗戰場的格局，形成內外夾擊的兩個反腐敗陣地，從根本上壓縮了腐敗生存的空間。
通過引渡、遣返外逃的腐販分子，能夠切斷腐敗分子的后路，這既能保證在查處腐敗分腐敗分子上的公正性，又能保證對腐敗分子刑罰執行上的公平性，從而對腐敗分子形成震懾力，把反腐敗斗爭不斷引向深入。加強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工作是黨和國家向那些腐敗分子發出了斷其后路的強烈信號，能夠有效遏制當前腐敗現象蔓延的勢頭。從近期查處的一些腐敗案件看，很多腐敗分子都是以外逃他國作為后路，雖然最后未遂，但事前都抱有這樣的一個打算。以“零容忍”態度懲治腐敗，就是不管腐敗分子跑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們追回并繩之以法，決不能讓腐敗分子躲進“避罪天堂”、逍遙法外。全國各地都要把追逃追贓工作納入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總體部署中。在中紀委網站推出的系列視頻專訪中，據中紀委國際合作局副局長蔡為介紹，2014 年追回外逃人員500多人、追回贓款30多億元，2015 年首次取得追回人數超過外逃人數的歷史性反轉。2018年我國共從110多個國家和地區追回外逃人員1335人，其中黨員和國家工作人員307人、包括“百名紅通人員”5人，2018年共追回贓款35.41億元人民幣，追回外逃人員和追贓金額分別比2017年增長3%和261%。輝煌戰績昭示了黨中央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堅強決心，贏得了黨心民心和國際社會的尊重。
多年以來，貪官外逃一直是反腐敗斗爭中備受關注的重點和焦點。但是我國現行反腐敗法律與國際反腐刑事法律的對接性和協調性不夠，導致打擊腐敗犯罪不力。當前在國際反腐敗中，世界各國不僅存在實體法律適用、訴訟程序適用以及法律分類等法律機制方面的不同，而且也存對腐敗犯罪主體認定和腐敗案件量刑方式的不同。因此，推進以法治方式反對腐敗，就要不斷加強反腐敗國際合作，同時促進國內法律與國際反腐敗法律的對接。同時調整修改完善國內法律實現與國際反腐敗法律的有效對接。《北京反腐宣言》在APEC會議上簽訂、《2015-2016年G20反腐敗行動計劃》在二十國集團峰會上得到核準支持和亞太經合組織反腐執法合作網絡落戶北京；G20杭州峰會制定了20國集團反腐敗追逃追贓的高級原則，并在華設立反腐敗追逃追贓研究中心，制定了《2017-2018年G20反腐敗行動計劃》，均反映了我國反腐敗國際合作的積極主動態度，實現了國內反腐法律制度與國際刑事司法協助的協調配合，顯示出了法治反腐的強有力效果。2015年黨和國家領導人多次在重要的國際場合呼吁要強化反腐敗國際合作，為中國與各國的反腐合作注入極大動力。2015年5月，習近平同志與俄羅斯總統普京簽署深化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倡導合作共贏的聯合聲明，其中明確要加強反腐敗合作，這是中共十八大以來首次將加強反腐敗合作寫入與外國簽署的聯合聲明中。同年9月，習近平同志訪美后發布的“成果清單”表明：中美將采取切實措施推進雙方共同確定的重大腐敗案件的辦理，并還將通過包機的方式遣返逃犯和非法移民。而在海外追贓問題上，中美首次明確將通過商談互認和執行沒收的判決。習近平同志在訪美時所說：“一段時間以來，我們大力查處腐敗案件，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就是要順應人民要求。這其中沒有什么權力斗爭，沒有什么‘紙牌屋’。中國愿同國際社會積極開展反腐追逃合作。讓腐敗分子在海外永無‘避罪天堂’。”
公布外逃人員信息。對于外逃貪官，習近平同志指出：“中央媒體要及時發聲，揭露外逃腐敗分子違紀違法、逃避懲罰的真面目。對一些證據確鑿、定性清晰的外逃腐敗分子，可以考慮向全世界公布，點名道姓公開曝光，使之在世界任何一個角落都成為過街老鼠、人人喊打。這樣威懾萬就會更強。” 2015 年海外“獵狐”行動成效顯著。4月22日，對涉嫌犯罪的外逃國家工作人員、重要腐敗案件涉案人員，我國首次向全球公布百份追逃“紅色通緝令”，包括楊秀珠、李華波等一批長期潛逃國外的貪官上榜，以此加大對腐敗分子的全球追緝力度。當年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工作成績斐然，首次實現了外逃人員庫存的反轉，一大批長期潛逃國外的腐敗分子落網，我國在國際反腐敗領域話語權不斷增強，顯示了黨中央對腐敗分子哪怕逃到天涯海角也要追回來的堅強決心。
開辟反腐敗海外戰場，讓我們占據道義制高點，牢牢掌握了反腐敗的主動權。反腐敗國際合作，意味著我們必須面對不同的文化、法律以及政治制度等難題，這檢驗著我們黨在新時期反腐敗斗爭的能力和智慧。面對紛繁復雜的國際情勢，黨中央表現出善于化危為機的政治智慧和堅定不移的戰略定力。腐敗是對所有法治國家的威脅。站在維護人類共同利益的基點上，中國共產黨不斷放大反腐敗的正義聲音，占領國際道義高地。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在外交活動中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堅持全面從嚴治黨，積極推動國際反腐敗和追逃追贓合作，越來越得到國際社會的支持。啟動“天網”行動、集中曝光“百名紅通人員”等果敢有效舉措，讓那些“貪了就跑”的腐敗分子徹底結束了“一跑就了”的美夢。以前在海外招搖過市的“企業家”“商界強人”一夜之間變成家喻戶曉的逃犯、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開辟反腐敗海外戰場，使我們在國際舞臺發出響亮的“中國聲音”。十八大以來，追逃追贓從啟動，到提速換擋，再到全面推進和攻堅克難，我國持續堅決的反腐敗行動贏得了國際社會的支持和尊重，中國的反腐敗經驗也被許多國家所借鑒。隨著國際影響力的提升，中國更加有力地肩負起大國責任，積極推動國際反腐敗合作向務實方向發展。在亞太經合組織、二十國集團、金磚國家等多邊框架下，我們主動提出一系列反腐敗國際合作倡議，“拒絕避風港”、“通過更加靈活的手段追回腐敗所得”、“推進雙邊反腐敗執法合作”，被納入越來越多的多邊合作框架。中國的反腐敗戰略主動以及追逃追贓實踐，為拓展反腐敗國際合作的路徑與方法起到了示范作用，對推動構建國際反腐敗新秩序意義深遠。
十八大以后，我國全面推進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工作，并取得了重大成展。2016年5月，監察部部長黃樹賢在國際反腐敗峰會上透露，中國與89個國家和地區建立反腐敗合作關系，對外締結44項引渡條約和57項刑事司法協助條約，與35個國家和地區簽署金融情報交換合作協議，構建了追逃追贓的國際合作網絡。在G20杭州峰會中，二十國集團合力推進追逃追贓工作成為一大亮點，并達成重要反腐成果。據對2014年1月至2016年11月的統計，中國從70余個國家和地區追回外逃人員2442人，追回贓款85.4億元人民幣。隨著紅色通緝令通緝的頭號嫌犯楊秀珠的投案自首，“百名紅通人員”已有37人到案。推進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工作，不僅使腐敗官員無處遁形，而且增強了國際合作，樹立起中國的良好國際形象。
第四章 社會向善新變化
香港《東方日報》報道稱，反腐一直是中國共產黨極其關注的任務。從建國后不久開展的“三反”“五反”運動，槍斃劉青山、張子善;到改革開放后連續揪出政治局委員及常委級別的貪官陳希同、陳良宇、薄熙來、周永康等。從改革開放之前的運動反腐，到走進新時代后健全黨紀國法，依紀依法反腐，不斷查出貪腐官員和高高飄揚的反腐大旗一直在為中國共產黨贏得民心。反腐敗改變了長久以來的一些官場積習，推進了社會風氣的向好向善。
引人矚目的反腐行動改變了長久以來的一些和幾乎根深蒂固、約定俗成的“潛意識”和“潛規則”。查辦貪官雷厲風行，發布信息及時高效，官員落馬毫無征兆，這些反腐行動的新特點給公眾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對紀檢干部自身“涉嫌嚴重違紀違法”不護短，查辦涉嫌貪腐行為一視同仁，也令輿論感嘆。從中央紀委副局級紀律檢查員、監察專員曹立新到中央紀委第四紀檢監察室主任魏健，更有同時任中紀委委員的中國科協黨組書記、常務副主席申維辰，還有曾經在紀委長期工作的山西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金道銘。這些紀檢官員的落馬，令人感慨。過去，一個干部調往紀委任職，常常被同僚私下恭賀、調侃為“進了保險箱”，意思就是紀委是查辦別人的，既然進入了這樣的組織，就成為“內部人”，誰能對組織的“內部人”下手呢?所以，不管過去是否有貪腐方面的“冒險”和“高危”行為，一旦進入紀委，就意味著此后的從政生涯可以“高枕無憂”。并且，在確保自身安全的同時，還能照顧一下昔日有交情的“好朋友”和“小兄弟”。公開資料顯示，1956年出生的楊森林，在進入紀委系統前的職務是山西省晉城市委副書記，2006年4月調任山西省紀委副書記。如今，已無法猜測楊森林調任紀委之時的心態，但從官員的普遍心理而言，他可能不會想到會在紀委的崗位上“出事”。
同樣不會想到“出事”的，還有已經或即將退休的官員們。根據干部管理制度，退休意味著“無官一身輕”，就像童話故事里的結尾一樣，“從此過上了快樂、幸福的生活”。因為退休，昔日的輝煌、失落都成為過往云煙。以往的恩怨糾葛也一了百了，了無痕跡。正是這種心態，帶來了一些“主要領導”的焦慮、緊迫感，既然掌握干部升遷大權，何不趕緊拿其做交易，提拔一些親信，等到自己退休以后，還可以利用這些人“感恩”、“報恩”心理繼續獲得利益。同時，收受賄賂，權錢交易，試圖退休前“最后撈一把”。因此，一些涉嫌貪腐的官員往往會陷入“59歲現象”。“有權不使，過期作廢”的思維趨勢下，一些官員很在意“抓緊時間為自己找后路”，而從后來受到法紀追究的結果來看，這種做法恰恰斷了自己的后路，身陷囹圄，在高墻中度日，不知這些官員怎樣書寫自己的“懺悔錄”。據媒體報道，落馬的高官中，倪發科、郭永祥、陳安眾、陳柏槐等都是在退休后受到法紀追究的。而且，有輿論分析認為“退休后被牽出的幾率更大”。
有媒體在報道一名山西官員落馬的消息時說，他“結識培養了一批富可敵國的煤老板，但也為自己以后的落馬埋下了伏筆”。煤老板之富，似乎無須解釋，但一批煤老板是由這名官員“培養”的說法，迅速引起輿論廣泛關注和熱議。
作出這一判斷的依據，是這名官員主政煤炭大市的時候，正趕上煤炭的“黃金十年”，一些有意與其結交的煤老板獲得了重要支持。曾幾何時，煤老板成為輿論符號上一夜暴富的代名詞，媒體上，散落著煤老板們“拋售北京99套房”、“7000萬豪華嫁女”、“遠赴海外豪賭”的消息。在很多人眼里，煤老板們大多沒什么文化，素質不高，揮金如土。近年來，輿論批評的“炮火”之下，煤老板飽受詬病。有的山西煤老板在外人面前，羞于承認自己是“搞煤的”，原因是“名聲不好”。這樣的地域特色，注定了一些官員的落馬與煤有關。在山西，官員落馬意味著“倒霉”，可以進一步解釋為“倒在了煤上”。并且，在礦難頻發的背景下，輿論給這種現象起了個專有名詞：官煤勾結。
在山西2008年掀起了“煤改”浪潮，煤礦迅速兼并重組，小煤礦被淘汰，國有大煤礦控股經營，很多煤老板變成股東，有人感嘆，煤老板從那時起逐漸退出歷史舞臺，他們需要脫胎換骨，成為“守廉知恥”的新晉商。經濟結構調整，煤老板也在艱難轉型。而在狂飆突進的反腐浪潮中，隨著一些官員貪腐內幕揭開，煤老板再次走到了輿論的聚光燈下。按照媒體描述，有的官員跑官買官需要錢，煤老板就充當了幕后金主，而平時，這些官員則需要通過具體而實在的“關照”進行回報。庇護其違法生產、改制時將國有資產賤賣、官員本人或家人持有煤礦股份、煤老板出資幫助官員跑官等，這就是媒體披露的“官煤勾結”的重要細節。
因為權錢交易，就認定煤老板是官員“培養”的，這種說法也許并不準確。但從不斷查處的腐敗案件來看，一些官員交往很深的“朋友圈”中，確實有不少慷慨解囊的企業家。他們互稱朋友，惺惺相惜，官員外出，常常有企業家朋友相伴左右，安排行程、接待、宴請、禮品等事宜，頗為妥帖周到。因為沒花一分錢公款，不會違反規定，也難以被發現，所以，煤老板殷勤有加，官員心安理得，泰然受之。有人戲稱這樣的企業家為“錢包”。
當反腐風暴刮向煤炭領域時，已經在這一黑色的領域發出了紅色的警告，當官就不能想著發財。凈化自己的“朋友圈”，從拒絕和遠離“錢包”開始，劃清潔身自好的從政底線，保持對所從事工作的敬畏，確保在行使權力時不出軌，提高對禮尚往來、人情交往、朋友等面紗遮擋的權錢交易警惕。
前所未有的反腐風暴，也提示了過去被廣泛忽視的官員腐敗的“家族風險”。過去，有人用“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來形容一些官員得勢后帶給家族的榮耀。很多官員職位晉升，給他們的家屬帶來了廣受尊重的生活氛圍。出門，更多人投來欣羨的目光;辦事，變得越來越便利。腐敗的陰影，逐漸籠罩在官員配偶、子女、親屬的頭上。為了表達感謝，行賄人將股票、股份、房產、現金直接交給官員的配偶和子女，插手工程項目、人事調動，好處直接由親屬獲得。如此形式的“家族腐敗”，帶來了“一人腐敗，全家被抓”的反腐結果。
舉家進監獄，親朋陷囹圄，此情此景，算得上令人嘆息的親情悲劇。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與家人難以抑制的生活欲求、不知收斂的利益追逐、缺少自律的道德意識等因素有關，而某些官員自身的權力觀扭曲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一位身在獄中的官員曾經反思自己，掌握權力之后，“時時想著如何利用手中的權力為自己謀利”。一些官員在處理棘手問題上，顯得很有魄力，但內心里，卻始終閃動著“小我”。認為既然當官，就得發財，權力屬于自己，就應該利用起來，為家人創造良好的生活條件。還有人說，“身邊人難管”，配偶、子女、親屬有自己的生活，在工作、事業的選擇上，有充分的個人自由。不能僅僅因為自己掌握了權力，就限制了他們的選擇。甚至，有的官員私下表示，廉政理論上，話可以這樣說，但在現實生活中卻很難實現。
來自媒體的消息說，一位區委書記到任后，整個家族都在其管轄地搞工程，土建、招標、綠化、消防等均有涉足，哪怕一個很小的工程，這位書記都打電話過問，親自插手“為家族謀利益”，直到這位書記因腐敗問題落馬。這種情形，在反貪案例中已較為常見。一位官員落馬，與其沾邊的親屬悉數被抓，以血緣、親情為紐帶的家庭成員，從共同撈取利益到同赴鐵窗生活，這樣的悲劇不能不令人警醒。由此看來，不管“打老虎”還是“滅蒼蠅”，“家族腐敗”都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問題。
黨風政風帶動社風民風。中央政治局以上率下，帶頭執行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八項規定，各地各部門著眼點滴、規范細節，狠抓落實。十八大以來，中華大地掀起了一場深刻的作風巨變，透過一個個發生在身邊的故事，人們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新時代的中國風。
故事一：辦公室小了 干部作風實了。山東省蒙陰縣林業局副局長公茂勝、劉紀增由每人占用一間18平方米的辦公室，變成兩人共用一間18平方米的辦公室。兩年過去了，公茂勝坦言：“那次辦公用房清理，一開始確實有點不情愿，習慣了獨立辦公，擔心合起來不方便。現在看，和老劉在一個辦公室，工作中相互支個招、提個醒，感覺更方便了。”
這是蒙陰縣清理辦公用房的例子，像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縣司法局黨組書記、局長王友安辦公室按照標準超標1.4平方米，他在接到通知當天就進行了整改。在王友安看來，清理辦公用房，絕不是騰出一兩個平方米那么簡單的事，而是直接關系到黨和政府的公信力，關系到上級決策部署能否真正落地。在他的帶動影響下，該局清理辦公用房工作兩天之內全面完成。
目前，全縣129個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和上級垂直管理單位的辦公用房已全部整改到位，40名縣處級領導干部全部按照規定安排辦公用房，全縣騰退和閑置的國有房產近兩萬平方米。
“辦公室小了，機關干部作風卻更實了。過去，干部整天坐辦公室，偶爾下去轉一圈，也是蜻蜓點水，到不了地頭。”縣委常委、紀委書記徐志剛說，中央八項規定出臺后，特別是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開展以來，縣委以“聯系點永做示范點”的標準自我加壓，干部們走村串戶、調查研究，面對面與老鄉拉拉呱，說說心里話，及時解決他們的實際困難，群眾看在眼里，記在心里，提批評意見的少了，贊揚聲多了，群眾對黨員干部作風滿意度明顯提升。
故事二：少了攀比 多了情誼。河南省蘭考縣宋莊村村民胡登云的母親去世，辦理喪事時，待客的菜是6個盤加大鍋熬菜，煙酒的單價均不超過15元，辦下來一共花了兩千多元。“在過去，辦紅白事一桌要20多盤菜，每桌擺上五六盒煙，最便宜的也要20多元，酒的價格在150元左右，辦一次事得擺20多桌，不花上萬元根本辦不下來。”胡登云說。現在好了，辦理紅白事村里有明文規定，用煙每桌不超過兩包，每包不超過10元，用酒每桌2瓶，每瓶不超過30元，一桌總價位不超過160元，花費不到3000元就能把事情辦下來，這樣既讓群眾省了大量錢財，又消除了攀比風氣，還使鄰里之間情分更足了。提起這一變化，村民十分擁護中央出臺的八項規定，“村里向全體村民發出的《紅白喜事儉辦倡議書》我們都簽了字，總算從變味的人情中解脫出來了。” 胡登云感到一身輕松。
節儉辦事的風氣大大減少了人情支出。村民張國盛說，過去每年隨份子少則一兩千，多則六七千甚至上萬元，一聽說村里誰家辦事兒心里就犯怵，又怕花錢，又怕得罪人。現在政府和村委發出倡議，還對黨員干部進行監督，干部帶頭，村民們隨禮也不用跟風了。宋莊村村支書宋德響說，以前大操大辦形成了風氣，誰家辦酒席不夠規模，誰就沒面子，實際上大家心里也都很反感，但是單家單戶又很難改變一些舊習俗。現在風氣變好了，村民們沒有心理負擔了，勤儉辦事也逐漸形成了風氣。
故事三：“西湖會”變成“開心茶館”。初冬的杭州西湖，煙雨蒙蒙，殘荷倒影，別有一番韻味。11月26日，剛剛和攝影發燒友們結束一場拍攝活動，張文斌再次來到湖畔居茶樓略作小憩。
“以前這附近有保安站崗，消費價格讓人咋舌，普通老百姓根本別想進去。”說起湖畔居茶樓，張文斌打開了話匣子，忍不住點贊稱好，“現在這邊喝一杯龍井茶18元，這價格一般普通老百姓都能接受。”
原為“西湖會”的湖畔居茶樓，是西湖景區內眾多高檔經營場所中的一家，曾因消費價格高，普通市民消費不起。2014年初，杭州市啟動整治“會所中的歪風”專項行動，西湖景區內30家高檔經營場所全面關停。
作為首個轉型的高檔經營場所，“西湖會”變成了“開心茶館”，主打平價茶點和餐飲。僅僅作為大眾消費的茶樓，還不能發揮它位于西湖景區的最大效應。今年1月，湖畔居茶樓在“開心茶館”的基礎上再次轉型經營方式，成立西湖第一家專業影社——湖畔影社。湖畔居總經理樓明說：“無論怎么轉型，就是堅決不能走回頭路，西湖美景屬于大眾，使公共服務場所讓更多老百姓走得進、坐得下、留得住，才是最重要的。”
以茶樓為依托的湖畔影社，至今已舉辦7次攝影展覽，主辦3次攝影作品征集比賽，組織20多場攝影培訓講座等，吸引了杭州50余家專業攝影組織及藝術團體慕名前來舉辦活動，創造良好社會效益的同時，帶來了10.5萬元營業收入。
故事四：家常的升學宴。遼寧省莊河市桂云花鄉橫道河村姜群的女兒接到大學錄取通知書，姜群的老母親樂得合不攏嘴，逢人便夸自己的孫女有出息，并催促兒子和兒媳選擇吉日，準備大擺筵席慶祝一番。
姜群在森林消防工作，妻子在學校教書，夫妻倆都是黨員，早就決定不搞這種既鋪張浪費又增加人際負擔的宴請。因此，姜群夫婦知道老母親的想法后，一邊口頭應允，一邊盤算著如何說服母親不辦升學宴。
正在姜群夫婦為做母親的思想工作發愁時，恰巧堂哥的孩子也收到了大學錄取通知書，他們也決定不辦酒席宴請親朋。姜群把這件事情告訴了母親。母親聽后態度有些松動，姜群便趁熱打鐵說：“儉省節約，是當下最流行的！”最終，老人打開了“心結”。在孩子入學的前幾天，一家人歡聚在一起吃了頓家常飯，其樂融融。
前幾年，莊河市“人情風”盛行，攀比風氣愈演愈烈。祝壽、滿月、喬遷、升職、入伍等，都要大辦宴席，以示慶賀。尤其到了每年8月學生即將升學的時間段，各酒店生意興隆，幾乎家家門前都豎起拱門，飄起彩球。
“中央八項規定出臺后，我們注重發揮黨員干部的模范帶頭作用，破除陋習，樹立新風。”莊河市委常委、市紀委書記裘孝鎖說，市紀委以嚴禁國家公職人員大操大辦婚宴、升學宴為切入點，馳而不息糾“四風”，通過兩年多的集中整治，如今，莊河城鄉大操大辦之風改變了，婚喪喜事也都低調不張揚了。從黨員干部到普通群眾的思想觀念也在悄然改變。
據國家統計局2015 年問卷調查結果顯示，91.5%的群眾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成效表示很滿意或比較滿意。另據中國社科院一個問卷調查顯示，93.7%的領導干部、92.8%的普通干部、87.9%的企業人員、86.9%的城鄉 居民對中國反腐敗表示有信心或比較有信心2016 年，國家統計局問卷調查結果顯示，92.9%的群眾對全面從嚴治黨、反腐敗工作成效表示很滿意或比較滿意，比2012 年提高17.9個百分點。中國社科院問卷調查顯示，97. 3%的領導干部、98%的普通干部、94. 4%的企業人員、84.2%的城鄉 居民對反腐敗表示有信心或比較有信心，均比2012 年有明顯提高。充分印證了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順黨心、合民意。
第五章 改革創新展新局
自2016年11月中央辦公廳印發《關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開展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試點方案》以來，試點地區認真貫徹落實黨中央的部署要求，積極堅定，穩妥審慎，大膽改革，勇于實踐，圓滿完成省市各級監察委組建及職能運行、機制建設等改革任務，為監察體制改革在全國推開積累了可復制的經驗。
（一）轉隸工作順利到位
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試點工作決定后,北京市、山西省和浙江省的監察體制改革試點工作依法啟動。三地在改革試點中突出“轉隸”這個工作重點，強調轉隸部門及人員必須是檢察機關反貪污賄賂、反瀆職侵權和預防職務犯罪部門及人員；逐個審核擬劃轉人員的干部檔案，并通過組織部門、駐檢察院紀檢組等多渠道了解情況，把好入口關，特別是政治關、廉潔關。
監察體制改革試點人員轉隸情況
據統計，浙江省、市、縣三級檢察機關反貪污賄賂等部門共轉隸干部1645名，山西轉隸干部1884人，北京轉隸干部765人。考慮到監察委與黨的紀檢合署辦公體制和對監察人員的高素質要求，非黨檢察人員和受過紀律處分的人員一般不在轉隸之列，轉隸后檢察人員的工資待遇一律不變。同時，三個試點地區均開展了建立監察官制度的立法探索。
監察委組建如期完成。在轉隸、整合的基礎上，北京市、浙江省和山西省分別以2017年四月、五月為期限，規定省、地、縣三級監察委員會組建工作的時間表和路線圖，確保按照中央要求提前完成各級監察委員會組建工作。
2017年1月至5月, 北京市及其所轄16區縣, 浙江省及其所轄11個地級市、90個縣市區, 山西省及其所轄11個地級市、119個縣市區監察委員會全部宣告成立。從三地監察委員會領導構成看，主任由本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副主任、委員由監察委員會主任提請本級人民代表大會任命。主任由紀委書記擔任，副主任由副紀委書記擔任,轉隸的反貪局長轉任監察委員會員。
（二）內設機構全面調整
三個試點地區堅持“全融合”理念，圍繞機構設置，監委與紀委共同設立綜合部門、信訪部門、案件監督管理部門、案件審理部門、執紀監督部門和執紀審查部門，履行紀檢監察兩項職能。通過統籌安排、整體謀劃，做到機構不增加、人員不擴編、級別不提升，機構編制和人員配置向主責主業集中。重點加強案件監督管理部門、執紀審查部門和案件審理部門人員力量，把熟悉紀律審查和職務犯罪調查的業務骨干充實到執紀審查部門，把熟悉法律知識和訴訟業務的干部充實到案件審理室。
監察體制改革試點內設機構調整情況
北京市紀委機關原有23個內設機構，在市級檢察院劃轉10個機構后，市紀委、市監委機關撤并重組為29個內設機構，機構總數比改革前減少4個。試點地區立足實現監督執紀問責和監督調查處置的有機融合，著力抓好黨章黨規黨紀、憲法法律法規多層次、全方位的學習，推動形成執紀執法既分離又銜接、監督監察既獨立又統一的全新格局。
（三）依法履行監察職責
監察委員會完成組建后，按照管理權限對黨的機關、人大機關、行政機關、政協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人民團體和民主黨派、工商聯機關工作人員，國有企事業管理人員以及其他履行公職的人員依法實施監察。浙江省監委成立后一個月內就主動出擊，查找問題線索，開具查詢措施文書259份，詢問措施文書266份，留置令2份，談話措施文書2份，訊問措施文書4份，查封措施文書2份，扣押措施文書9份，搜查措施文書7份，鑒定措施文書1份。山西省各級監委成立兩個月內，全省共處置問題線索6535件，立案2156件，結案1905件，處分1887人，組織處理1191人，移送司法機關5人。其中，省監委共處置問題線索68件，立案19件，結案12件，處分9人，組織處理41人。北京市、區兩級監委自成立以來，積極穩妥適用相關措施，除勘驗檢查外，12項措施中的11項均已付諸實踐。截至目前，已對9個案件的9名涉嫌嚴重違紀的公職人員采取了留置措施。其中1名涉嫌挪用公款罪的涉案人員已被移送檢察機關依法提起公訴，銜接順暢并進入審判程序。
（一）以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為保障
北京市委、山西省委、浙江省委分別對試點工作負總責，各級黨委擔負主體責任。北京市委成立了由中央政治局委員、市委書記郭金龍任組長的北京市深化監察體制改革試點工作小組，將市人大、市紀委、市委組織部、市委政法委、市檢察院、市編辦、市財政局等部門納入成員單位，強化對試點工作的領導、統籌與服務。浙江省委、山西省均成立了由省委書記任組長，省委副書記、省紀委書記任副組長，省人大常委會、省檢察院等相關部門負責同志任成員的改革試點工作領導小組，確保試點的各項工作有序推進。
三個試點地區從監察委員會組建方案,到轉隸人員的思想政治工作;從內設機構的調整,到職權運行規范的制定；從監察官隊伍建設,到內外監督機制的建立;從職務犯罪的立案,到留置等調查措施的采用等等,均由黨委主要領導擔綱、組織或批準。三地監察委員會領導構成看，主任由紀委書記擔任，副主任由紀委副書記擔任，轉隸的反貪局長轉任監察委員會員，監察委員會受上級監委和同級黨委雙重領導,從組織體制上保障黨對監察權運行的領導管理和監督。
（二）以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為依托
監察體制改革試點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下反腐敗體制的改革探索。試點地區的監察委員會組建之前，反腐敗工作不能直接納入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直接監督之下。因為履行反腐敗職責的反貪偵查和行政監察等，隸屬檢察機關和行政機關。人大及其常委會對反腐敗工作的監督，被其它檢察、行政工作所遮蔽。監察委員會的組建，從根本上改變了這一狀況。監察委由本級人大產生，監察委主任由本級人大選舉產生；監察委副主任、委員，由監察委主任提請本級人大常務委員會任免。監察委對本級人大及其常務委員會和上一級監察委員會負責，并接受監督。
試點地區探索表明,人大監督監察委員會的方式不局限于人民代表大會會議期間對其工作報告的審議，監察委員會應主動及時地將全年監察工作中的重大問題，履行監督、調查、處置職責的情況向人大常委會報告，使監察工作自覺置于人大的監督之下。對于人大及其常委會所提出的合理建議，監察委員會必須負責任地聽取并及時采取改進工作的措施。同時，人大還可以對監察委員會的工作提出質詢案，依照法定程序成立特定問題的調查委員會，對特定問題開展調查，這是國家權力機關實施監督的一種重要形式，在調查中發現任何違法違紀情況的可進行個別追究，從而形成濫權必追責的制度安排。
（三）以監察工作機制創新為重點
中央選擇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開展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試點，是使頂層設計與基層實踐更好結合，以創造可復制的經驗。三個試點地區均把制度創新作為重中之重，創制了涵蓋監察范圍、監察職責、監察權限、監察程序、監督管理等內容的監察業務運行工作規程，細化了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的12項調查權和中央試點方案明確的技術調查、限制出境等2項監察措施使用程序和辦法。浙江還重新設計了紀檢和監察措施的使用審批程序，確保各項措施規范有序：對同級黨委管理的干部采取措施，必須經監委領導人員集體研究決定，監委主任批準；對普通對象采取監察措施的，則按措施的重要性，設置不同層次的審批程序。對于后者，如采取談話、詢問、查詢等不涉及人身、財產權利的措施時，授予監委分管領導審批的權限；采取查封、扣押、凍結等涉及財產權利的措施時，授予監委分管副主任審批的權限；采取搜查、技術調查、限制出境等涉及人身權利的措施，必須經監委主任批準，請公安機關協助執行。
留置措施是一項薪新的制度設計,既是反腐的利器,又是一把雙刃劍,使用不當,也會傷及無辜,侵犯人權。為此,試點地區相繼制定了嚴格的程序規范。規定采取留置措施的，需監委領導人員集體研究、主任同意后報上一級監委批準，涉及同級黨委管理對象的，還需報同級黨委書記簽批，期限為三個月；使用、延長、解除留置措施，市縣兩級監察機關都需報省級監察機關備案，而省監委則需報中央紀委備案。留置措施的細化和規范，為揭露、證實、懲治腐敗違法犯罪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適應了腐敗問題違規與違法交織的特點和規律，破解了刑事強制措施難以突破職務犯罪案件的困局。同時也為廢除實際需要但又飽受詬病的“雙規”措施創造了條件。
（四）以依法控權和監督制約為主線
依法控權、監督制約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本質要求。從試點地區的監察范圍看：監察委員會完成組建后，按照管理權限，對中國共產黨的機關、人大機關、行政機關、政協機關、監察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民主黨派和工商聯機關的公務員及參照公務員法管理的人員，法律、法規授權或者受國家機關依法委托管理公共事務的組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國有企業管理人員，公辦的教育、科研、文化、醫療衛生、體育等單位中從事管理的人員，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中從事集體事務管理的人員以及其他依法履行公職的人員，統一納入監察范圍，體現了對所有公務人員的全覆蓋、無例外。
從試點地區監察權的運行看，一是監委內部監督制約，實行執紀監督和執紀審查部門分設，建立起執紀監督、執紀審查、案件審理相互協調、相互制約的工作機制。二是監察決定與監察執行的適度分離，明確監委在查辦職務犯罪案件中承擔查詢、查封、扣押、搜查、勘驗檢查以及采取技術調查、限制出境等工作，由公安機關支持配合或具體執行。三是建立監察委員會與司法機關的協調銜接機制，明確監察委對職務犯罪案件調查終結移送后，由各級檢察機關案管中心受理分流案件，偵監部門審查決定是否采取強制措施，公訴部門審查起訴和提起公訴。對監委移送的案件，如果檢察機關認為案件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可以退回監委補充調查，并擁有決定不起訴的權力，監委對檢察機關的不起訴決定，也有相關的復議程序。在查辦職務犯罪案件中，監委與檢察機關是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關系。山西省高院專門制定《職務犯罪案件證據收集指引（試行）》，規范了每一類證據收集、固定、運用、保存的方式和標準，并對非法證據庭前會議排除、留置期限折抵刑期等問題進行了明確，為監委調查權的正確行使提供了參照。
（一）統一思想,凝聚共識
三個試點地區的經驗告訴我們，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涉及到各級政府和各級檢察機關的職能分割和人員調整，涉及到國家法律的修訂與完善。因此，統一思想認識，是監察體制改革試點工作穩步推進的重要前提。認真貫徹黨中央監察體制改革的決策部署，就要深刻認識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是構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機制，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舉措。在基本思路上深刻理解堅持黨的統一領導，擴大監察范圍、整合監察力量，形成全面覆蓋國家機關及其公務員的國家監察體系的必要性；在基本內涵上深刻理解改變監督權的配置模式，將監察、偵查等執法權能從行政權和檢察權中分離出來，提升整合為集中統一的國家監督權的合理性；在基本要求上深刻理解監察機構必須堅持在黨的絕對領導和紀委負責的框架下開展，堅持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由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正當性；在職能定位上深刻理解國家監察機關是國家反腐敗專門機構，是黨的主張轉化為國家意志的重要載體，通過監督國家機關和公務員秉公用權、廉政勤政，確保人民賦予的權力永遠為人民謀利益目的性。從內心激發出充滿無窮動力的責任擔當，為建立集中統一、權威高效的監察體系，深入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盡職盡責。
（二）加強立法，保障改革
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要在全國推開，有賴于在試點工作取得經驗的基礎上，將《行政監察法》修改為《國家監察法》。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安排，《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草案）》于2017年6月24日初次審議。2018年3月，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將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的成果用根本大法和基本法固定下來。作為我國第一部反腐敗國家立法，監察法不僅為反腐敗斗爭提供強大法律武器，而且為新起點紀律監察體制提供的法律依據。首先，監察法突出黨對反腐敗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通過對公權力和公務人員的全方位監督，掌握和控制公共權力依法規范運行的主動權，實現黨內監督和國家監察功能的最大化，以不斷提升黨和國家自我凈化和自我修復能力。第二，監察法體現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監察制度創新。由各級人大選舉產生各級監察委員會，既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內在要求，也是解決機構分散、打擊不力等問題的對策選擇，是實現國家腐敗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組織保障。第三，監察法總結了黨的十八大以來反腐敗斗爭的新鮮經驗和京浙晉三地市的試點經驗。科學定位監察主體的產生、監察范圍的全覆蓋、監察權的職責與邊界、監察運行的程序規范等，以適應反腐敗斗爭的客觀規律和現實需要。第四，監察法應堅持信任不能代替監督的法治原則，強化對監察機關的監察人員的內外監督。如對采取留置調查措施的，應規定嚴格的程序和期限和審批程序，以及被留置人員的基本人權保障。從而充分體現新形勢下深化改革，加強法治和全面從嚴治黨的客觀要求。
（三）未雨綢繆，打好基礎
根據中央關于監察體制改革的時間表和路線圖，2018年3月全國人大十三屆一次會議通過《監察法》，監察體制改革依法在試點的基礎上全面推開，而且改革的效率和速度必然是其中應有之義，這是減少改革過渡期對反腐敗工作的影響客觀要求。作為重大政治體制改革的監察體制改革要在全國推開，各省級黨委都與試點地區黨委一樣，扛起主體責任，主要領導親自抓。按照王岐山同志在貴州的講話的要求，非試點地區現在已經可以考慮著手做好試點推開前的準備工作，關注和借鑒試點地區監察體制改革成果，做到未雨綢繆，打好基礎。三個試點地區的實踐證明，深化監察體制改革的首要問題，是檢察機關反貪、反瀆和預防部門的穩妥轉隸和平穩過渡，實現檢察轉隸人員與紀檢監察人員的深度融合。北京市檢察院和紀委、擔負轉隸任務的檢察機關和接受轉隸的紀檢監察機關相互理解、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站在黨和國家利益的全局高度做好該做的工作。各級檢察機關在反腐敗斗爭中，櫛風沐雨，砥礪前行，成為國家監督公務人員廉潔履職、秉公用權的重要執法力量。各級檢察機關特別是反貪、反瀆、預防部門的同志高度關注試點地區的檢察轉隸的成效和經驗，不斷強化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和看齊意識，以政治上的堅定篤行做好充分準備，隨時聽從黨和國家的召喚。
王岐山同志2017年6月20日至22日在貴州省調研時,對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的全面推進提出了要求,他指出,“黨中央作出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的決定，省區市黨委紀委要未雨綢繆，關注試點地區改革進展，統一思想認識，做好基礎工作，探索執紀監督與執紀審查部門分設，謀劃組織和制度創新，為構建黨集中統一領導的反腐敗工作體系做好準備。”
“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將試點工作在全國推開，組建國家、省、市、縣監察委員會。”黨的十九大作出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試點工作在全國推開的重要部署。各地試點地區和有關單位堅持以黨的十九大精神為統領，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牢固樹立“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把全面推開監察體制改革試點工作作為貫徹落實十九大精神的重大舉措，以強烈政治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推動監察體制改革試點工作按照中央部署穩步推進。
（一）提高政治站位 強化政治擔當
黨的十九大后，中央辦公廳于2017年10月24日印發《關于在全國各地推開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試點方案》的通知。隨后，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會議審議通過關于在全國各地推開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試點工作的決定，為試點工作提供法治保障。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趙樂際同志先后到山西省晉中、祁縣，福建省漳州、寧德等地調研，深入了解監察體制改革試點工作情況。擔任中央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試點工作領導小組組長以來，趙樂際同志親自部署推動，多次專題研究，提出明確要求。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紀委副書記、中央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試點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兼辦公室主任楊曉渡直接抓改革試點工作，主持召開領導小組辦公室會議，出席試點省（區、市）實施方案會審會，專程到寧夏、四川進行調研，了解改革試點工作進展情況，給予具體指導。中央紀委發揮牽頭抓總作用，按照黨中央要求和領導小組部署，聚焦關鍵環節，突出工作重點，抓好改革試點組織實施和任務落實。
加強工作指導，確保改革正確方向。及時匯編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的重要論述，作為推進改革試點工作的政治教材。組織對改革試點推開省（區、市）實施方案進行集中會審，面對面指導各地修改完善實施方案，確保符合中央精神要求，不漏項、不走偏。聚焦轉隸組建這個關鍵環節，加強對改革試點中重大問題的研究指導，確保過渡時期各項工作有機銜接。
深入調研檢查，總結典型經驗。中央紀委有關領導同志分赴聯系省（區、市），采取實地調研、檢查基礎臺賬、召開座談會等多種形式，深入了解改革試點進展情況，現場提出有針對性的指導意見，推動落實黨委主責和紀委專責。為推動解決問題。中央紀委派人到遼寧省丹東市蹲點調研，現場解剖“麻雀”，總結提煉縣級監委組建有益經驗，為其他試點地區提供參考。
（二）強化組織謀劃 形成改革合力
全國推開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試點動員部署電視電話會議召開后，各省區市深入領會中央精神，以強烈的政治責任感、歷史使命感和只爭朝夕、時不我待的精神狀態，全力以赴、蹄疾步穩推進改革試點工作。2017年11月23日，江西省委書記鹿心社與來自省市縣三級檢察院的檢察官代表們交流，聽取他們對改革試點工作的意見建議。明確表示“有什么困難和問題，大家盡管說，我這個‘施工隊長’了解清楚情況，下一步才能更好地‘施工’”各省區市黨委書記均表示帶頭當好“施工隊長”，站在改革第一線靠前指揮，保證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不走樣、不跑偏。與北京等3個先行試點地區一樣，全國28個省區市均按照黨中央要求成立黨委書記擔任組長的深化監察體制改革試點工作小組。通過“書記抓”“抓書記”，把責任層層壓給市縣兩級黨委書記。將改革試點作為重要政治任務，列入黨委常委會重要議事日程，是各省區市推進改革試點工作的共同特征。各級紀委在黨委領導下，充分發揮牽頭抓總作用，認真抓好試點工作的組織實施。紀委書記主動到相關單位對接協調，研究職能劃轉、機構設置、人員編制、辦公場所等問題，深入縣市實地調研。試點地區黨委一方面抓好省級層面的總體設計，一方面抓好對市縣的督促指導，形成上下“一盤棋”格局。多數省區市實行改革試點工作情況“日報制”，做到今日事今日畢。有的明確省紀委領導班子成員分別掛點聯系1個市（州），作為改革試點第一專責人，在被督導市州駐點，聽取匯報、當面指導、及時督辦。各有關單位認真貫徹落實黨中央要求，既各司其職、各負其責，又服務大局、緊密配合，凝聚改革共識，形成改革合力，推動做好相關工作。
全國人大將地方換屆與監察委員會組建工作緊密結合強化指導，密切關注并及時整理監察法草案網上公開征求意見情況，做好監察法草案二審涉及的相關工作。中央組織部協調各省區市黨委在人大、政府、政協人事方案中一并報送省級監委主任、副主任、委員，配合中央紀委做好監委主任、副主任提名等工作。中央政法委統籌司法執法機關積極配合改革試點，認真梳理總結北京、山西、浙江三地執法司法機關與監察機關協作配合機制以及留置場所、看護力量保障方面的經驗，加強對試點地區的指導，確保工作有序銜接。中央編辦深入了解各地在轉隸過程中涉及的機構編制方面重點難點問題，積極指導試點地區做好涉改單位人員編制和機構轉隸工作，擬訂好監察委員會機關“三定”規定。最高人民檢察院多次召開黨組會議傳達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和中央改革精神，專題研究配合改革試點相關工作；加強對全國檢察機關配合改革試點工作的指導，要求堅決落實黨中央重大部署，切實擔負起支持改革、服務改革、配合改革的政治責任；研究配合做好轉隸工作的相關具體問題和有效銜接機制，加強思想教育和政策闡釋，引導干部隊伍正確面對改革、積極參與改革，自覺服從組織安排。試點地區的組織、政法、編制、人大、檢察等部門也結合自身實際，齊心協力抓好改革試點任務的落實。
（三）聚焦關鍵環節 突出問題導向
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能否順利推進、取得實效，轉隸是關鍵環節。各地牢牢抓住這個第一階段的“牛鼻子”，邁好第一步、站穩第一臺階。為把好轉隸關口，把符合要求的同志選進來。武漢市采用“一區一組”方式，抽調13名市紀委干部，聯合各區區委組織部組建13個考核組，對全市13個區開展委員人選考察。為使轉隸數據清晰明確，各地強化前期調研摸底，將機構編制底數、轉隸人員底數、思想動態底數切實弄清，做到了人員編制必清、機構設置必清、問題線索必清。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紀委執紀審查工作點，專案組組長正在給幾位準備與涉案人談話的工作人員做具體指導。老事老辦法、新事新辦法。和新疆一樣，各地扎實做好問題線索移交，穩妥做好新老業務銜接，強化工作流程磨合和人員融合，做到了工作不空檔、不斷線。此外，各地普遍建立組織、職能、人員編制、查辦案件、問題線索、法規政策、資產設備、轉隸問題、工作流程等“清單”，為轉隸工作理清了脈絡、做足了準備，確保過渡期銜接平穩順暢。各地堅持思想工作先行，最廣泛地凝聚改革共識，形成改革合力。為做深做實思想政治工作，各地注重思想建設，強化教育引導，嚴明政治紀律，及時掌握干部的思想動態，確保思想不亂、隊伍不散、工作不斷。各地還把“全融合”理念貫穿改革試點工作始終，組織開展對轉隸人員和紀檢監察干部的業務培訓，既加強政治學習和紀律檢查工作的學習，又加強相關法律的學習，使干部政治上忠誠干凈擔當，業務上既精通黨章黨規黨紀又熟悉憲法法律法規。
2017年12月至2018年2月，全國各省市縣三級監察委員會相繼成立。3月，十三屆全國人大—次會議召開。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選舉產生了國家監察委員會，標志著覆蓋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的監察大網，整合了行政監察、預防腐敗和檢察機關查處貪污賄賂、失職瀆職及預防職務犯罪等的強大反腐敗力量，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布局完成。一個機構設置科學，人員配備精干，裝備手段先進，具有強大戰斗力、威懾力和公信力的權威高效的反腐敗監察體系應運而生。
有智者言，如果說載人航天是一項尖端的自然科學工程，那么國家監察制度改革就是一項重大的社會科學工程。當貪官們以為反腐只是“一陣風過去了就沒事了”的時候，卻發現反腐機構已經牢牢的坐在那里，永遠都不會離開，并且24小時地用一雙監視的眼睛盯著自己。由此可以預見，隨著國家監察體系的健全與完善，我國政治上的青山綠水必將加快營造，海清河晏的那一天已經指日可待。
作者：吳建雄，湘潭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反腐敗司法研究中心主任，湖南省法學會法治反腐研究會會長。先后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健全反腐敗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研究”，特別委托項目“習近平反腐敗戰略思想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監察制度研究”首席專家。
推薦人：中國反腐敗司法研究中心企業廉潔合規研究基地主任 劉耀華
編輯：夏亞
主管單位:中國反腐敗司法研究中心
主辦單位:企業廉潔合規研究基地
學術支持:湘潭大學紀檢監察研究院
技術支持:湖南紅網新媒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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